​孔子观欹器图

日期: 201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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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观欹器图


孟继新

 

 

《孔子观欹器图》,绢本,设色,纵100厘米,横59厘米。图中欹器三个,铜质,云牙大口外敞,圆腹圆底筒形,边饰雷纹,两耳位于腹中部,以铜链悬于横木上。中水半满,正立;左无水,右斜;右满覆。器架左立守庙人,手提木水桶,器架前右立四人:孔子居中,孔子身后两人,孔子前一人向孔子躬身施礼,应为子路请问持满之道。

画面上部,有楷书十四行,每行十一字。文为《孔子家语·三恕》一则:“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夫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对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故常置之于坐侧。’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则正,满则覆。夫子喟然叹曰:‘呜呼!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之之道也。’”

这段题写在画幅上的文字,应当算是这幅画的一个解说词。文中除了详细地说明了欹器的作用外,还明确指出了欹器的所在位置,即在鲁桓公庙内。

鲁桓公,是鲁国的第十五任国君,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国君,从他即位到他死去,共十八年的时间,虽然不算太长,但在他身上发生的异乎寻常的事确实是太多了。

桓公的前任是隐公。隐公摄正十年,桓公已经长大。因此,隐公打算把国君的位置交给他,并让人在菟裘(今山东泗水北)建筑房屋,准备养老了。然而隐公没想到,突然萧墙生变,自己连命也赔了进去。

原来,鲁国宗室有一位公子翬,字羽父,此人一向恣意专行。隐公四年诸侯伐郑时,宋公使来鲁国乞师,隐公推辞了,他却固请以师会之。隐公十一年(前712年)为了求得太宰的官职,他又请杀掉桓公。当听说隐公欲还位于桓公时,羽父害怕了,便反过来向桓公诬陷隐公而请求杀掉隐公。

隐公还是公子的时候,曾与郑国人在狐壤作战被俘,被囚禁在郑大夫尹氏那里。隐公贿赂尹氏,并在尹氏的祭主钟巫神之前祷告,于是就和尹氏一起回国,并在鲁国立子钟巫的神主。十一月,隐公将要祭祀钟巫,在社圃斋戒,住在寪氏处。羽父趁机使人刺杀隐公于寪氏家中,而立桓公为国君。以把弑君罪名推到寪氏头上,派人攻打寪氏,枉杀许多寪氏家人。桓公也没有按照国君规格为隐公举行丧礼。

桓公即位后,违礼的举动实在不少。按规定,诸侯新即位,在为去世的君主治丧结束后,应当去朝见周天子,天子按其原来的爵位赐以衣冠和圭璧等礼器,称为“受命”。东周时多改为派人向周王“请命”,周王则派人把册送去,谓之“赐命”。而桓公在位时没有请命于王室,直到桓公死后,其子庄公才派人“请命”于周天子,所以,直到庄公元年(前693年),周王才派荣叔册命桓公为合法鲁君。

桓公三年(前709年)春,桓公会齐侯于嬴,成婚于齐,娶了齐女文姜。文姜为齐僖公女、齐襄公妹。她与其兄齐襄公有私情。《史记·齐太公世家》就说:“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僖公时,嫁为鲁桓公妇。”

桓公十八年(前694年)鲁桓公会齐侯于泺,与文姜一道至齐,“而襄公复通焉”。桓公听说后指责文姜,文姜便告诉了齐襄公。于是,齐襄公请桓公宴饮,酒醉之后,让大力士彭生送他回去,乘机把桓公害死。桓公死后,鲁人也无奈于齐,只是告于齐说:“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及,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左传》桓公十八年)齐人便杀彭生了事。

桓公庙,是在桓公死之当年,即公元前694年,在鲁国设立的。这座庙一直存在到鲁哀公三年(前492年)才被大火烧毁了。

桓公庙遭大火时,孔子正带领着众弟子游离于陈国。

鲁哀公三年(陈闵公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突然传来消息,说鲁国宫城发生火灾。大火从西边的司铎(官府名)烧起,越过公宫,殃及东面的宗庙。孔子在陈国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有一种预感,“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左传·哀公三年》)他的这种推测很快得到证实。从鲁国传来确切消息,被烧毁的正是桓、僖之庙。

按照古代诸侯庙制,他们的宗庙都应该在四世以后及时毁掉,其牌位迁入太庙。桓公至当时的哀公这一代已十一世,僖公至哀公这一代已八世。由于当权的鲁“三桓”是桓公的后代,他们当权又始于僖公时,故桓、僖二庙被特意保留下来。对这种违背礼制的做法,孔子是不满意的。因此,他同陈闵公谈及此事时,把这次火灾看成是对非礼行为的一种报应。

可想而知,伴随着鲁桓公庙的这次大火,当年孔子带弟子进桓公庙所见到的欹器,也定会永远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所幸,当年之事,被后人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再后来,又被绘成图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面前的这幅《孔子观欹器图》,图文并茂,非常难得。

关于这幅画的作者,《阙里文献考》说:“观欹器像,明郭诩画。”认为这幅《孔子观欹器图》是明代画家郭诩的作品。

郭诩,明代画家,字仁弘,号清狂道士,泰和(今属江西)人。少时应科举,未终场即弃去,性耿介,致力于诗画,遍游名山,曾谓“画在是矣,何谱也!”(《画史会要》卷四)弘治年间,孝宗朱祐樘征天下善画者于京师,欲予锦衣官,郭固辞不就。擅写意人物,笔势飞动,形象清古,有时信手拈来,辄有奇趣;兼工点簇花卉、草虫,亦写山水。

郭诩不但是画家,而且还是诗人,每喜在自己的画上题诗。《画史会要》所载,郭诩有题画诗云:“仰看青天小于席,茫茫万古如一日,世间无处可逃名,走入龙宫学吹笛。”又云:“流落人间四十年,并无人识是神仙,天涯地角无多地,只借洪崖一夜眠。”由此可见他为人不任羁束,避世逃名,性格狂放,又安肯入宫去做唯唯诺诺、曲意逢迎的锦衣官呢?

郭诩当时和江夏吴伟、北海杜堇、姑苏沈周俱以画名于世。

郭诩还自称是王守仁的门人,却比王守仁长三十五岁。这足以说明他对儒学大师王守仁的崇拜之情。

王守仁是一位明代心学集大成者。字伯安,浙江余姚(今余姚县)人。生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卒于世宗嘉靖七年(1529年)。早年筑室阳明洞中,后曾创办阳明书院,故学者称为阳明先生。他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其后任职江西,因镇压赣南农民起义及平定宁王之乱有功,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他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创立了“阳明学派”,在中国儒学史上影响甚大。诏从祀孔庙,称“先儒王子”。

王守仁主张“心即理”说。认为事物之理取决于心之理。断言心外无理、无物、无事,将孔子讲的“好古敏以求之者”解释为“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传习录》中)创“致良知”说,认为“良知”为人先天具有。认为“个个人心有仲尼”,“人人自有定盘针。”(《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指出孔子的“一以贯之”即“致其良知”,将孔子“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解释为“良知之外别无知也”。(《传习录》中)宣称致良知说,“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与杨仕鸣》)

王守仁还肯定“人性皆善”,良知就是性善。指出“夫子说性相近,即孟子说性善”(《传习录》下),但认为在外物诱使下,人会昏蔽,要通过“存天理,去人欲”而复得“良知”。认为孔子的“人无远虑”中“远虑”,“不是茫茫荡荡去思虑,只是要存天理”(《传习录》下)。将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解释为“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人心本自说理义”,“人欲日去,则理义日洽浃,人心安得不说?”(《传习录》上)指出圣人与凡人的区别,是圣人之心“纯乎天理无人欲之杂”。(《传习录》上)

王守仁的心学成为明中期以后的“显学”,加以王守仁主张因材施教,提倡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反对对儿童“鞭挞绳缚,若待拘囚”,而“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并要“量其资禀”“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教约》)不仅其教育思想对后世有很大影响,而且其本人亲自施教,遂使一般士子学人“一时心目具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一时王学风靡天下,王门弟子遍及国中。

既然郭诩宣称自己是王守仁的门人,那么他肯定也是一位忠实的儒家信徒。在他手中绘出反映孔子生活的作品,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孔子观欹器图》虽然经《阙里文献考》考定为郭诩的作品。然而近有专家就画风、笔法等诸方面,提出了许多质疑。加之此画既无款识,又无印信,也无郭诩常见的题画诗,这就更增加了作者身份的不确定性。因此《曲阜县志》在记录这幅画时,对作者的身份仅记为“明代无名氏作”。

其实,作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画的题材和内容。

《孔子观欹器图》是根据孔子入鲁桓公庙观欹器这一历史故事创作而成的。这个故事不但记录于《孔子家语》中,而且还记录在《荀子·宥坐》《韩诗外传》、《淮南子·道应训》《说苑·敬慎》等书中,只是在个别字上有所差异而已。

欹器,是古代的一种器具,制作很特别,倾斜易覆,“虚而欹”,注水于内,“中而正,满而覆”。据说该器多以青铜制造,但久已失传。据史书记载,历代有人仿制欹器,成功的不多。晋代的杜预虽有巧思,但制造欹器三改不成。南朝大科学家祖冲之做成了,而实物一直没有流传下来。近人有研究复制成功者。

欹器,又称宥坐之器。《荀子·宥坐》:“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唐杨倞注:“宥与右同。言人君可置于坐右以为戒也。”据说古人时常将此器置于坐,提醒人不要过与不及。

由此可见,欹器应当是一种具有警示性的器具。难怪子路在看了欹器的演示后,急忙向孔子请教:“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一口气说出了四条防止满而覆的方法和准则:“聪明圣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荀子·宥坐》)

孔子认为,只有聪明却不显能,有功却不贪得,有勇而不逞强,富足却简朴谦逊,才能保住已得的盈满优胜地位。孔子称此为“挹而损之之道”。

这种警示性的设置,大概是鲁国的一个传统。据说,第一代鲁国国君伯禽到鲁就封时,就带来了一座用青铜铸造的金人,置于鲁太庙内。金人口有三道绳索缠绕,背刻有铭文,用以警示。

孔子早年赴洛邑观周礼时,进后稷庙,在庙的右陛前就见过这种金人。当他看过铭文后,极力夸赞这段话说得合情合理。

《孔子家语·观周》记载:“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患,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纲罗。毫末不扎,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或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子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

《东野志·金人考》说:“孔子当年观金人,读斯文,悟出真谛。”

欹器与金人铭,二者似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表达了孔子谨慎谦让的思想,也体现了孔子做一名真正君子的准则,因此,才得到了孔子的首肯。其时,在孔子的言论中,类似这样的话还很多。

《论语·子罕》:“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已矣。’”

孔子认为,严肃而合乎于礼法的话,能不接受吗?但要改正错误才是可贵的。恭顺己意的话,听了能不高兴吗?分析一下他的真意才是可贵的。盲目高兴却不去分析它的深意,表面听从却并不去改正,这种人我对他没办法了。

孔子又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敏,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要考虑是否看清楚了;听的时候,要考虑是否听明白了;自己的脸色,要考虑是否温和;容貌态度,要考虑是否恭敬;说的话,要考虑是否忠诚;对待工作,要考虑是否严肃认真;遇到疑问,要考虑向人家请教;愤怒时,要考虑是否有后患;看见可得的,要考虑是否合乎于义。

孔子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这是说君子安详舒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凌人而不舒泰。傲气是一种气焰,气焰会伤人误己。盛气凌人,妄自尊大,终会事败丢命的!一个真正的君子,应当像梅花一样,苦寒之中仍绽放出一缕幽香,怡人性情,但却无肃杀之气。

“泰”与“骄”分别是一个人是否成熟,形之在外的两种形象。构成“泰”与“骄”的条件,不外乎事业有成、身居显职等。有智慧的人,将一切看得如过眼烟云,故能泰然面对名利。没有智慧的人,则会将现实当永恒,骄矜情绪随着他的地位、成就而凸显。《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记载了一则故事:晏子为齐国宰相,有一天,为他驾车车夫的妻子看到她丈夫踌躇满志,得意洋洋地替晏子驾马车。她丈夫回来后,她要求丈夫辞职,丈夫不解地问她原因,她说,晏子身长不满五尺,身为齐国宰相,名声显于诸侯,我看他坐在车上,意气内敛,举止泰然,不以为骄。而你身长八尺,只不过是个车夫,但我看你却得意洋洋,自以为骄傲,所以,我请求你辞去此职。这则故事,应为“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做了很好的诠释。

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

君子遇事是不争的。如果一定要争的话,那也就该像射箭一样。先作揖行礼,然后升到堂上较量。较量完毕,下到堂下,输的人要喝罚酒。这样的争,才是君子之争!

真正的胜利者,是不做无畏的争夺而有属于自己成绩的。真正的强大,也不是用压制别人来取得的。争强好胜,是成功的绊脚石。成功在于抱着纯正的目的,埋头认真地耕耘。孰高孰低并不重要,身心的健康和修养才是最关键的。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

君子做事以道义为基础,依礼仪来实行,用谦虚的语言来表达,用诚实的态度来完成,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君子。君子在世,不贪求,不陶醉,知足常乐,无所束缚,行止随心。不必为一得一失去费尽心机,因此也不会劳心伤神。眼界不受局限,心胸自然开阔。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

君子要言语谨慎,而做事要勤劳敏捷。才美不外露是难能可贵的,大智若愚更是难上加难。如一口古井,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围死水,有无风来,它都不起波澜。可有一天,我们渴了,站在那掬水来喝,才惊异地发现,这古井竟是那么深不可测,掬上来的水竟是那么清澈,而那井水的味道 ,又是如此甘洌。

言语谨慎却勤于行动的人,就是一口古井,他们没有华丽的言辞、招摇的行动,却实实在在地做事。然而,风大的时候不起惊浪,无风的时候自然平和。能说善道的人不一定渊博,沉默寡言的人不一定贫乏,最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学问和内涵。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君子有三件事应该畏惧。畏惧天命,畏惧有德行的人,畏惧古代圣哲的遗训。愚者,不知天命,所以他不敬服,轻蔑有德行的人,亵渎圣哲之言。人性在智慧不成熟时,对人、事、物所表现的“无畏”,与智慧成熟后,对“天命”“大人”“圣人之言”的敬畏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是用感官决定对人、事、物的好恶;后者则是用智慧体悟己与人、己与物之间的互存之道。初生牛犊不怕虎,是因为不知道老虎会吃掉他。智慧不成熟的人,亦不明白违背天命,轻蔑有德行的人,凌辱圣人之言。这是把自己放在死亡之谷边睡觉,随时会在一觉中醒不过来。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君子与人相处,谨守中和,不会盲目逢迎别人的意见,只是道义的认同;愚者与人相处,惟利是图,相同则合,相异则分,只是利害的认同。“和”在《论语》中出现过八次,在其他言论时含有“和”的意境也不少。最能体现“和”的意义,要算《中庸·首章》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体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是孔子把从自然看到的和谐原理移到人的身上,使之显得体用合适。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重新移回到《孔子观欹器图》上来,再来重新观察一下整个画面。

可以肯定地说,画家是在深入研读了儒家经典后,尤其是深刻揣摩了《孔子家语·三恕》上的话后,才开始创作这幅画的。画中欹器被摆放在了突出位置,体现了欹器的重要性;其演示的三道程序,也很好地、完整地描绘出来。

画中孔子,身穿长袍,神态安详。子路躬身请教,恭恭敬敬。另外两弟子紧随孔子身后,似有所思。人物造型生动自然,笔墨技法纯正娴熟。

应当说,每当我们站在这幅画的前面时,不仅是受到了一次古代绘画艺术的熏染,更重要的是受到了一次先哲的教诲。这时,我们犹如身临其境:亲眼观察欹器的“空则斜,中则正,满则覆”的规律,也聆听了孔子的循循善诱的教导;知道了“守之以愚”“守之以让”“守之以怯”“守之以谦”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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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07 - 17
敧器因其时代相去甚远,且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寻见,故鲜为人知。但孔子与敧器的故事却广为流传,敧器自身所蕴含的哲理也无时无刻不在警戒着我们。“敧”通“攲”与“欹”,《说文解字》释“欹”一字曰:“持去也。从支奇声。去奇切。支有持义。故持去之攲从支。宗庙宥座之器曰攲器。”敧,有倾斜的意思,所以敧器不盛水时呈自然倾斜姿势。关于敧器,历史文献中有诸多记载,最早的恐怕就是老子的弟子辛文子在《通玄真经·守弱》一篇中的记载,老子曰:“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即正,其盈即覆。”这样看来,早在远古时期敧器就已经产生。其实,我们再对敧器进行溯源,就会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敧器的雏形,那便是“甀”(一种汲水用的尖底陶器)。《淮南子·氾论训》载:“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半坡尖底瓶的用途及其力学性能的讨论》一文已经证明,这种尖底瓶不能自动汲水,所以古人只能“抱甀而汲”。《淮南子·氾论训》只知“抱甀而汲”之劳,而不知自动倾覆浇水之逸,尖底瓶的浇水方法确实也大大地节省了人力。这样的汲水陶器在考古工作中多有发现,比如陕西博物馆藏的仰韶时期彩陶鲵鱼纹瓶和小口尖底瓶,还有瑞典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藏的仰韶汲水陶壶。这样的话,敧器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6000多年前了。1989年版《辞海》释敧器道:“原为灌溉用的汲水陶罐,其系绳的罐耳,位于罐腹靠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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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01 - 14
孔继涵,字体生,一字清孟,号荭谷,别号南洲,自称昌平山人,衍圣公孔毓圻之孙,孔子六十九代孙。孔继涵为正一品荫生,诰授奉直大夫。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官户部河南司主事,充《日下旧闻考》纂修官。孔继涵一生爱好广泛,博学多才,郊游甚众,著作宏富,是一位有名的著作家校勘学家和金石考据鉴赏家。著有《微波榭丛书》《考工车度记》《日下旧闻考》《春秋地名考》《五经文字疑》《九经字样疑》《石经记》《国语订讹》《水经释地》《金石文跋》《算经十书》《长行经》《红榈书屋诗集》《红榈书屋杂体文稿》《斫冰词》《渔父词》等。同时,经他辑录批校序跋补写订正的善本珍籍,更是不计其数。孔继涵是孔庙三品执事官孔传钲的独子,他勤奋好学。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举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取恩科进士。孔继涵在京为官六年,善于结交士人名流,与安徽学者戴东原,济南学士周永年,桐城文人姚鼐,扬州名士罗聘扬州校勘学家卢文绍等人交往至深,互相切磋,学识日益渊博。其实,少年时期的孔继涵,就已显露出聪慧的天资来,从师学习,总是名列前茅。但不幸的是,在孔继涵九岁的时候,父亲孔传钲便去世了。从此他便随嫡母熊氏及生母唐氏长期居住在孔府内宅。祖母衍圣公孔毓圻夫人黄氏,对他特别喜爱。他先是在“兰堂”内读书,后又迁至忠恕堂,在这里他从师受教,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诗文辞赋无不精通。他举止端庄,谈吐文雅。青少年时期,他便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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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03 - 10
陶文潽是孔令贻的继配夫人。孔令贻的原配妻子孙氏是济宁州人,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的女儿。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十九岁的孙氏病卒,其终身未育。孙氏去世后,将近五年,孔令贻找不到门当户对的夫人。曲阜鼓楼大街路北,有一家姓丰的商户,家有一女,年方十七。一天孔令贻外出归来,路过丰家店铺时,恰巧遇见丰姑娘从里出来,双手端一洗脸盆,往店外泼水。孔令贻见丰姑娘青春亮丽,面容姣好,一眼便看中了。第二天,孔令贻便到店里找这姑娘,并连着来了两天。丰掌柜和丰姑娘都知道他是圣府的公爷,又知道孔令贻来店的意思,丰掌柜便对孔令贻说:“公爷如若看中小女,便接到府内算了。”孔令贻与丰姑娘就经过这样一个简单过程,便被撮合到了一块。第二天,孔府便派二人轿,将丰姑娘接到了衍圣公府内。先给孔令贻的母亲彭老太太磕头,老太太也看中了丰姑娘,便答应收下。先叫他住在前堂楼西学院内的北屋。第二天又派轿子和女仆陪同,到各府内给各老太太磕头,行纳妾礼。磕头回来再给彭老太太和孔令贻磕完头,这才算收丰姑娘为姨太太。但这位姨太太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逝世时,也是始终没有生育。虽然有了丰姨太,但孔令贻并不算有夫人,因为丰氏不是明媒正娶。后又经媒人介绍和北京陶士鋆家订了亲事。陶士鋆原籍浙江绍兴,此时已迁到北京,成为北京一位大房产主。家中多有金钱,只是官职不高,仅是大名府的知府。陶士鋆生了九个儿子,五个女儿,与曲阜圣府订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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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10 - 13
人民网:北上广是挺好的,但我还是喜欢曲阜编者按: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0周年华诞。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全国人民锐意进取、自强不息,一路砥砺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70年的岁月都留下了动人的历史印记,每座城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人民网策划推出“跨越70年·中国的故事”系列报道,记者通过视频、图片、文字记录下各地70年间的发展变化,以小见大,展现国家蒸蒸日上的幸福生活图景,在生动的历史变迁中感受新中国奋进的磅礴力量。有人说,看中国历史发展,40年成就看深圳,百年变迁看上海,千年沧桑看北京。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看哪里?曲阜至少是答案之一!作为儒家思想发源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曲阜积极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内涵,以文化助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新中国让曲阜古城重获新生曲阜是孔子故里,被誉为“东方圣城”。在中国历史上,曲阜在传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说,曲阜的历史文化地位和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直接相关的,它是一个物质载体,一个特殊的文化空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曲阜破败不堪,经济萧条,城中道路狭窄,而且都是土路。虽然是孔子故里,但在当时,曲阜的老百姓大多不识字,人民生活处于贫困之中,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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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02 - 18
致敬逆行者 | 彭门弟子马文浩赴鄂抗疫(二)用心阅读,用爱分享2月15日,济南儿童医院重症护理护师、彭门弟子马文浩,随山东省第十一批援鄂医疗队出征湖北,奔赴疫区,并于当晚安全到达。2月16日中午,山东省第十一批援助医疗队,成立临时党支部,召开“战前”第一次碰头会。培训2月16日下午,医疗队紧接着进入培训阶段。当天下午的主要内容为自我防护与防护用具的使用。因为医用物资宝贵,很多防护用具并没有在练习中真正使用。 △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据悉,山东省第十一批医疗队经培训后,将奔赴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病区与疫情战斗。据山东广播电台报道,该病区原由山东省第一批医疗队负责,有十二张重症病床。第十一批医疗队培训完成后,充实原有医护人员,重症病床将增加十八张,总计三十张,从死神手中抢人。致敬逆行者,武汉加油!部分图片来源于山东广播电台头条号编辑:韩振终审:李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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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08 - 04
曲阜孔庙大成殿正中供奉孔子,东西两旁则列有“四配十二哲”。所谓“四配”,又称“四圣”,即复圣颜渊、宗圣曾参、述圣子思、亚圣孟轲。“颜、曾、思、孟”中的曾子,名参,字子舆,是孔子的晚期弟子之一,也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被后世尊奉为“宗圣”。何谓“宗圣”?“宗”即宗教礼法,“宗圣”则意为恢复宗教礼法的圣人。孔子创立儒学,以“克己复礼”为任,终生推崇西周的礼法。而曾子无疑是孔子弟子中,继承宗教礼法最好的一位。关于曾子恢复宗教礼法的主张,在《论语》的许多言语中都有所体现。如《论语·学而》里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子张》中的“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泰伯》里的“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曾子在治国、孝亲、民风等方面都强调儒家的“忠恕之道”,是儒家思想的完美践行者。太极元年(公元712年),唐睿宗加赠曾参为太子太保,配享孔子庙堂,此为曾参配享之始。元文宗时加封曾子为“宗圣公”,到明世宗时改称为“宗圣”,与颜渊、子思、孟子比肩共称为“四配”。曾子的著作《大学》,开宗明义提出了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封建伦理的政治哲学体系。“诚意”一般指使意念发于精诚,不欺人也不欺己。曾子的一生都在用实际行动诠释儒家道义礼法,不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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