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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历史人物 | 孔德成（下）

日期： 2024-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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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由孔德成主持纂修的《孔子世家谱》告成，这是继孔德成结婚后，孔府里迎来的又一个喜事。此次修成的《孔子世家谱》，可以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孔氏全国合族大谱。从民国九年（1920年）开始纂修，经十七年努力，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完成，方大功告成。

这次大修族谱，开始是在陶夫人的倡议和领导下进行的。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老太太召集合族公议拟定孔氏行辈二十字，咨部备案。”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月，老太太令族长传谕六十户调查各户世系，造册呈送，预备修谱。”

1928年，在民国政府工商部长孔祥熙的支持下，成立了“曲阜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事处”，简称“谱馆”。8岁的衍圣公孔德成任总裁，全国各大中城市设立了办事处，村庄、街道设立通迅处。

1930年，夏历十月初十日正式告庙开馆，除了孔德成任总裁外，日常工作则由孔传堉及四十员中的孔印秋、孔继伦主持，办公地点设在大堂、二堂、三堂。

纂修家谱，历来被孔氏家族当作“家门大典”。认为“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是“详世系，联疏亲，厚伦谊，严冒紊，序昭穆，备遗忘，”强化宗法，保持门阀的重大盛举。清顺治年间六十六代孙衍圣公孔兴燮说，修谱可使“世系详而渊源决，可以作孝，合远为近，合散为聚，即分而千其人百其人胥以吾一人之心视之，可不谓仁焉！长长幼幼，弟也。为大宗，为小宗，粲乎秩然，费敢以冒越也。”嘉庆九年（1804年）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在题《郯城孔氏支谱》时说：“从来尊祖者必敬宗，敬宗者必收族。收族于谱，犹收族于庙也。盖收族于庙而宗庙严，收族于谱而子姓秩，奠世系而昭穆辨。谱之所关，大矣哉！”所以，每次修谱，都是由宗子衍圣公亲自主持，对于参加修谱人员，都必须经过慎重推选。

为了确保修谱工作的顺利进行，修谱伊始就建立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人员调查。如民国这次修谱，在一开始，孔府便以宗子孔德成的名义发布了《宗府布告》，布告说：

“为合修全国族谱事，恭照谱牒之作，上而尊祖，下而收族，至重事也。况我家藉，承圣泽，世沐国恩。千年衍麟绂之祥；百室共螽繁之庆。屡届甲子未获大修，今合全国人丁益众，亟宜缵承旧绪，裒益新编，式联敦睦之情，因备献征之载。为此选择族彦之取吉于本年冬十月初十日开馆。”

至于这次修谱，所制订的有关规定和遵守的事项，大概有如下十五条：

一、家门故事，每逢甲年大修谱牒，甲午年又有小修。小修时填造格册，清謄二部，一存宗府，一藏家庙，为大修之底册。自清乾隆甲子重修，至今已历三甲子，将近二百年，六十户中半未小修，二十省族人难联一编，则此次合修年久易讹，地远难核。凡族人与斯事者尤宜加意精详，共襄重举。

二、我宗族大丁多，昭穆难辨，自昔派定嘉名美字，合族同遵。六十五代以上率共知矣，自六十五代宗子曾定以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又议定二十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命名。

三、谨遵前谱条规，凡养异姓为子者，赘壻冒姓者；子随嫁母携来同居者；流入僧道者；及下贱者；不孝不弟干犯名义者俱不准入谱。该户首户举及各支派族人，须秉公查核，不得瞻徇滥收，亦不得挟嫌故斥，有一于此许知见者，首告宗府从严议处。

四、族中有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名儒硕彦、言行卓然可传者，各该亲房当送事绩以备核采立传。更有乡居侧陋，虽美弗彰或身故无传，声名将泯，尤望诸族人各据所知，亟为表扬，以无失发潜德幽光之意。

五、各处交到谱册，由收掌清立号薄，妥为收藏，关防慎密，责在提调监修，不得听族人藉言，他手错讹取出添减。

六、编次以谱册为主，谱册有者不可遗漏，谱册无者，不可增添。尚谱册错讹，实有所据，须查明改正，亦不得知伪沿伪，藉口误在原册，漫不经心。

七、謄录须楷书正字，不可从俗减写，亦不可误以同音之字，致上代小字与下代大字不对。

八、校阅当念谱牒之重，一名一字不可稍涉鲁鱼。每编成一卷，即以原册对所编之稿，每謄清一卷，即以编册对所謄之真，每印出一页，又即以清册对所印之章，始终细密，毋率毋怠。

九、督刊须勤赴作坊查验，期于铅字端正，纸墨精良，印刷时，会同提调、监修、收掌，照应切数印完，随印退版。尚查点不同，有滥行私印及各卷中有复页少章之弊，皆督刊之咎也。

十、各处谱册，发编、发校、发謄、发印皆由收掌登记，谨其授受，不准编校、各员謄印诸人，携带一册一页出馆。

十一、谱印完，宗子将告庙。全谱一部存府，以备查考，族长府存一部，在馆常务职员各给一部。此外，各户各支各派族人，有愿请全谱、几部支谱几部者，须预先交价，静候发给。

十二、六十户户首户举，所领全谱或本户支谱，须于更替时即行交待。十三、此次修谱，各处族人有捐款至五百元者给全部一部，并将其名题于卷首，不没其尊祖敬宗注重族谱之意。

十四、修谱经费，各地族人均按字数摊款，总无户派之别，远近之分，以昭大公。

十五、谱馆自初开以至告竣，凡一切出入款项逐一算明，合计部数，清开条目，附载谱端。

1937年2月，修谱工作完成。

这部巨谱分为4集，长达108卷。全谱刊印312部，每部154册。卷首有孔德成写的序文：“孔氏之有谱，自宋元丰始也，其后六十年一大修，著为例，比清乾隆甲子重修，距今百数十稔矣。支派之蕃衍，人事之递嬗，年湮世远，散漫无稽，斯可憾已，岁戊辰乃承先母陶太夫人命,集族耆彦公议重修体例,率旧而所录加扩焉,盖旧谱以博采难周,仅志鲁籍六十户时为之也，今则交通便而声气易达，爰举流寓外省者并录之，因而兼以创矣，惟创也。而征集考覈，以至编纂其繁迹，有信蓰于前者。故七历寒暑，而始告成。呜呼！难已事既蒇将以付梓，余忝属主鬯乃薰沐告庙，更为族人申以言。……圣祖作师垂教，三世祖阐而述之道之，行如日月，经天矣厥后代，有闻人或以学显或以行著，悉附传于谱，后之人履其庭读其书，其可不懔懔，弗荷弗构之戒而思善其继述乎，矧道之隆污天下兴亡系焉。自世运陵夷，邪说纷起，宗法失而伦常敦，社会风俗，江河日下，君子忧之，则缵绪翼教，导民正规，非他族人任也。虽远有通塞，通或晦于一时，而抱坚守白，不磷不缁，终必克昌于天下，此尤览谱思训，所当騐于心，而体于躬者，然则所谱也，又岂徒昭世统而已耶。昔归震川记其家谱，谓求其所以为谱者，归氏学圣人之道者也，言深且旨而况圣人之后哉。吾族人其家有以知所勉矣。”

除孔德成的序文外，并附新旧《序》10篇。列有《事宜》、《榜示》、《凡例》、《仪注》和《姓源》、《宗派总论》、《嫡裔考》、《伪孔辨》及各种《世系》图表等资料。谱中包括孔子世系、中兴、二十派六十户及中兴祖前、后流寓的支派。详细记载了孔子之后两千多年中，孔氏家族历代裔孙们。

谱成仪式在孔庙的诗礼堂举行。一部新修的族谱置于香案之上，孔氏宗子“特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首先到崇圣祠、报本堂告祭。告文曰：

“七十七代孙奉祀官德成等敢昭告于始祖（考妣）、二代祖（考妣）、三代祖（考妣）、四十三代祖（考妣）神位前，曰：荷神之庥，新谱告成，敢具牲牷用申虔告。”（《孔子世家谱》卷首）然后到诗礼堂鞠躬四拜。执事者奉谱一部授给孔德成，孔德成跪接。族众以次进跪领接家谱，然后依次向孔德成作揖行礼。礼成，宗子孔德成和各地族人代表合影留念。然后，孔府设筵于大堂，偏酬馆员及族人。在修谱过程中，曾效力于谱牒者，甚至于作坊工匾均有赏犒。

1937年，日军侵我中华，10月，济南岌岌可危。

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的馆长王献唐，预感到馆内珍藏的大量珍贵文物书籍，如不迅速转移，将落入日军之手或毁于战火。转移到哪里去呢？王献唐颇费思量。最后，王献唐觉得转移到曲阜孔府较为安全，这是考虑到日本也有尊孔的习俗，短期内曲阜不致遭遇战火，这里应是山东最安全的地方。王献唐立即与孔德成取得联系，孔德成深明民族大义，深知文物之珍贵，不顾危险，慷慨应诺。

王献唐马上派图书馆的编藏部主任屈万里，担当这批文物的押运任务。屈万里辞别家人，冒着枪林弹雨，置生死与度外，经兖州到曲阜，将文物藏于孔府内。屈万里是山东鱼台人，与孔德成同在“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很容易地进行沟通。

后王献唐又将另一批珍贵文物从济南运抵曲阜。计古籍善本438种2659册，名人字画143种182件（轴），金石器物734件。后来，王献唐与屈万里又携文物离曲阜，经郑州抵汉口，转宜昌、渡三峡、入万县，最后到达四川歌乐山，才算暂时安顿下来。

1937年12月，时局越来越紧张，日军逼近山东。

蒋介石急电韩复榘，退出山东时，一定要带着孔德成，不能使孔德成落到日本人手里。韩复榘又电告驻兖州的二十二师师长孙桐萱，令他马上带孔德成南下。本来，省政府先前打算迁曲阜抵挡一阵，但局势发展紧急，容不得再等，只能尽快南迁。

孙桐萱接电后，当夜十点钟赶到孔府，找到孔德成，告诉他：日本人快过黄河了，请你马上处理一下家中的事务，立刻动身南迁。并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同时派了四个护兵跟着他，怕他藏起来。

刘长厚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孔德成想不通，祖庙无人奉祀，家中无人代理，夫人怀孕在身，路途不便，摆出了如此等等不愿离家的理由。孙桐萱对他是只有快走一条路，走便好，不走也要强走。孔德成无可奈何，只好喊起孔霅光来，说明中央来意，拜托其大叔掌握府内外一切家务，代理奉祀官。让其伯母袁氏分担内务，重大问题由族长、四十员、老师庄陔兰、王毓华协商办理，直到四点多钟孙桐萱急着走，孔德成才草草收拾，带着夫人，两个女仆，两个男仆陈景荣、吴建章，老师吕金山，秘书李炳南上汽车走了。日后来信说在路上生了个女孩，起名维鄂，达重庆又生一男孩起名维益。”

1938年1月孔德成内迁武汉，国民党军委和文化界行动委员会举行欢迎会，印维廉发表《从孔德成南来说到孔子民族的思想》一文。该文推崇孔子“是中国文化的盟主，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尊孔。”并称“孔子的民族思想，一直到现在还不曾丧失了他的时代精神。”

在武汉，孔德成发表了抗日宣言。后武汉陷落，又转往重庆，被安排到这个战时“陪都”里。蒋介石特在歌乐山为其修建了奉祀官府，并且让他参加国民党参政会。

1946年抗战结束后，9月初，孔德成迁往南京，住在琅琊路五号一座二层楼房里。同时，在南京还设有孔德成的“奉祀官办事处”，办事处设在中华门里一巷子里，办事处主任是他的老师吕金山，秘书由他的私人秘书李炳南兼任，庶务由夫人孙琪芳的表兄陈壮飞掌管，会计是梅慕贤，稍后一些时候到南京的王毓华老师也算作办事处职员，还有从重庆带去的厨师张同治。在南京，孔德成除了是国民政府委任的“特任大成至圣奉祀官”外，还是一位“国大代表”。虽是代表，但每次开会，无论好话坏话，从来没人听他讲过什么……

曲阜方面。在孔德成走后，孔府的府务有孔令煜代管。

孔令煜，字霅光，号一庵。孔德成结婚的时候，孔令煜担任喜事总理。他曾就读于山东省优级师范学堂，历任山东省运河船捐局局长，山东省财政厅科长等职。1937年6月，他由济南搬来孔府的红萼轩居住。

孔令煜是孔府本家中最近的一支，他的曾祖父孔庆銮，是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的亲弟弟。孔庆銮生二子，长子繁洙、次子繁沂。孔繁洙生三子，长子祥棫、次子祥榛、三子祥楫。孔繁沂生三子，长子祥桓、次子祥桢、三子祥棣。

孔繁沂的次子孔祥桢生有三子，长子令煜、次子令灿、三子令烜。孔令煜在孔府本家中支分最近，年龄较长，素有威望，又一直住在孔府。没有分出府外，所以，在日寇侵华，曲阜沦陷前夕，奉祀官孔德成挈眷南下，一切府务由孔令煜代理。

孔令煜自1937年冬到1947年4月，管理府务十年的时间，可称得上治家有方，口碑不错。尤其是在日寇侵占曲阜伊始，为了保护曲阜民众不受是日寇蹂躏，事前将孔庙、孔府开放，让曲阜城的老百姓进里避难，在群众中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1946年1月，曲阜第一次解放。孔府成立了“孔府工人会”，会员有一百多人，正、副会长由全体差役、工人推选产生。这时，孔府的代理人孔霅光仍住在孔府主持工作，每逢有重大事情，工会与他商量决定行事。政府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对孔庙、孔府、孔林实行开放。并成立了孔子祀田整理委员会，负责孔府祀田的普查、清理工作，将祀田重新登记造册，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

1947年3月，解放军撤离曲阜。5月，孔德成偕夫人孙琪芳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孔令煜遂辞任退居（一说为孔德成罢免）。

孔德成回到孔府后，他立即召开了全体管事人员会，有人建议将解放军占曲阜时使行的减租减息，反攻倒算，孔德成坚决不同意。为了防止管事人员私自去找佃户退粮，又把这个决定写成布告在曲阜张帖。

布告说：“一、取消收租中的‘斗尖’‘地皮’‘合子粮’等剥削制度，减轻佃户的负担。这部分收入原属佣人管庄人员，所以对相应规定管庄人员粮食按原额由孔府粮库内支发。二、销毁过去打人的皮鞭、大板、黑红棍等刑具。三、取消各佃户庄的集市税收。四、外省外县的土地移交当地政府管理。本县祀田作为办理博物院金……”

孔德成决定成立“府务委员会”，管理孔府的日常事务，并召开了第二次府务委员会会议。

府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会计处，总务处，庶务处，招待处，承启处，林庙供应处，林庙管理处，祀田征收处等。取消了以前各厅、房的公府官衙制度，改为行政机关制度。同时对所有孔府人员进行了全面调整，制订了各项制度，其中包括8小时工作制。实行祀田收租制度的改革。

府务委员会的主任是孔灵叔，秘书是孔思庭、孔纯洁，以后又增加孔瑞泉、孔雨含等人。如有重要事情，可以直接请示南京孔德成，一般事情可以通过府务会议商定解决。如遇有关孔庙、孔林祭祖问题，以及孔氏家族问题，再请孔庭族长孔传垲和孔庙三等首领官孔广沾等人，共同商议解决。

当时，因形势所迫，孔德成并没有打算在曲阜长住下去，只是处理完府务后，又匆匆地离开了家乡。孰料，这一别竟是永远的诀别，此后，再也没有来过家乡。

1947年，离开曲阜不久的孔德成，大概看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呈落日迟暮之势，开始担心起孔庙、孔府珍藏的文物古器来。他连连呈文内政部，函请转呈行政院转饬山东省政府，拨车将曲阜圣庙的礼乐古器装运南京，待形势定局，再作进一步安排。

曲阜方面。孔灵叔接到孔德成指示，也开始忙活起来，把文物古器整理装箱，准备发运。共装：五供五箱，十供十箱，博钟一箱，特钟一箱，特磬一箱，编钟八箱，编磬四箱，历代衣冠一箱，击蛇笏、象牙笏各一件（在前箱内），历代文卷共三箱……编号造册，加封上锁，运往兖州，准备由兖州用火车转运南京。

孔灵叔抓紧发电与兖州第十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联系，以尽早办妥运送事宜。孔灵叔电文道：“本府存有商周十贡及历代乐器均为祀圣重要文物，为数不甚少，拟于最近期内装箱运京，以策安全……贵总司令察照，设法拔付铁皮火车一辆，以便派员押运赴京，妥为保存。是否可行，请示复为荷。”李玉堂很快复电：“祀圣重要古物核与军运条例不符，此项运费无法列入军运费报销。”李玉堂以不符合军运条例为由，未予安排火车皮。孔灵叔没有办法，只好“押运古物赴兖州送天主堂保存。”

1948年6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曲阜。1948年，兖州解放，7月13日解放军查获法国天主教堂的这批物品，经查实属孔府所有。为安全起见，将其中二十多箱贵重文物，如“十供”“五供”等，用大马车运往东部老根据地，其余运回孔府。

不久，山东省人民政府派张云天、陆大荒、李季陶等专家陆续对这些文物进行鉴定，曲阜县文教科科长王新台派人协助清点，并进行造册登记。济南解放后，又将这二十多箱文物运往济南。抗美援朝战火燃起后，为保障安全，将这批文物又保藏在千佛山石洞中，直到1955年才又重新运回曲阜。

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到台湾。他走的时候，运走了大批黄金和文物珍宝。孔德成是孔子的第77代嫡孙，在他身上承袭着孔子的神圣血脉，而被视为“国之重宝”，理所当然地被带到了台湾。孔德成离开大陆的时候，还不到30岁。时间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海峡阻隔，音信难通，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漫长的孔氏家族史上，又出现了一位客死异土他乡的孔子嫡系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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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仲文集 | “凶鸟”的吉宅

2024 - 03 - 03

“凶鸟”的吉宅保定市中心保存着一座完整的巡抚衙门，难得的是除了门外的一对旗杆在“文革”时被折掉，五进院落和带卷棚的大堂基本完好。我在故乡滕州市也看过保存下来形式相近的大堂，我上小学时不知什么原因还被组织旁听过一次县太爷审案。保定市保存下来如此典型古衙门的模型，为日趋现代化的城市留下一点古衙门的痕迹，以之印证一下官署衙门的文学描写，或感受一下保定府的文化古城的味道，真是难得的标本。这两个代表不同级别的衙门没有当作“四旧”破掉，实为万幸，就因为滕县县政府和保定市政府安置在这两个古衙门里，起到了保护这些古建筑的作用。保定古衙门首进院内的甬道两旁是古木翠柏，估计这些翠柏的年龄和古老的衙门差不多是同岁，低头一看地面上不少白色粪便中夹杂着一些鼠爪尾巴之类的杂物；仰头一看，才知是由不少只猫头鹰排出的，它们蹲在树杈间正打瞌睡，尽管是市府大院熙来攘往，文件纷驰之地，猫头鹰白昼照例前来投宿不误。我没有研究过历史上是谁首先把它定为不吉祥之鸟的，似乎从古到今，遇到的总是人人喊打，个个穷追。到了近代也还产生过有的画家因为画了它，曾被判为黑画家。要说古人不知道它是益鸟，也未免非议古人，好像是只有近代动物学家才发现它为食鼠的益鸟似的，实际庄子已经指出过“鸱得腐鼠”的验证。这样看来，原因也就清楚些了，人们大概都有点随同众说的习惯，为了免遭哥白尼式的斥责，对猫头鹰也就人云亦云，谁也不愿为它剖白一下真相了。猫头鹰晚上...

王学仲文集 | 瑞雪年景

2024 - 03 - 17

王学仲（1925-2013），字夜泊，号黾翁、黾子。当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黾学创始人，彭门创作室导师，著名诗文书画家、现代文人画创始人，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瑞雪年景大年初一，推门一看，不觉"啊"了一声，在室内温暖如春，盆花盛开，外面，却是漠漠冻云，舞起团团雪花扑眉盖面而来。一位推门走出的女士，脱口而出说了句"瑞雪兆丰年"，就见雪中衬托着满地红色炮衣，更增加了春节的气氛。在记忆中，有不少个元旦大雪，瑞雪兆丰年的景象。我不了解形成这种气候的原因，总觉得瑞雪兆丰年带有瑞雪降吉祥的意思。经过这场大雪，冻死了病虫害，减少了瘟疫，田禾得到保墒，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中国，也就五谷丰登无冻馁之忧了。因此我对着满天飞雪，迎着它那轻盈欢快的舞姿，踏着满地的烂银世界，不觉手足欲舞。在故乡山东的潍坊神祃中，印有一种专门供奉在露天的香台上，叫做"天地三界四方万物真宰"之神，我估计这是民间的天坛和地坛，是专门执掌为人民降福的。除夕之前就要用草席扎好一个天地神棚，神棚门左右，插上翠竹青松，一般的门庭上，也要挂上青松扁香炉。我家老祖母的正房上总贴着"麻姑酒满杯中绿，王母桃春天上红"的对联，炕头上贴着"身体安康"，粮囤上贴着"仓龙引起"，书桌上贴着"开笔大吉"，大门外贴着...

儒家经典 | 《孟子·梁惠王下》（四）

2024 - 07 - 13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1］。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2］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3］，遵［4］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5］，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胥谗［6］，民乃作慝［7］。方命［8］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9］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10］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徴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11］何尤？’畜君者，好君也。”The king Xuan of Qi had an interview with Mencius in the Snow palace, and said to him, “Do men of talents and worth li...

安先生和我的师生情缘

2020 - 03 - 06

安先生和我的师生情缘臧知非（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摘要本文由苏州大学教授臧知非所著，记叙了“我”求学于安作璋先生的种种往事，字里行间饱含着“我”对于安作璋先生的崇敬与怀念，体现出浓浓的师生情。我的学术生涯，和安先生的教导是分不开的，从1985年4月第一次拜谒安先生，至2018年4月，33年间，或诣府请教，或电话请示，向安先生请教受学，我的进步和安先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对安先生的向慕，始于本科期间。这要从我的读书经历说起。1978年，我考入徐州师范学院（现在江苏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的我，对历史谈不上了解，更谈不上什么爱好。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文革”中的农村中学完成，谈不上文化课学习。1974年初中毕业以后，因为是“右派”子女，没有资格上高中（当时高中按照家庭成份推荐入学，地、富、反、坏、右是黑五类，黑五类子女没有推荐资格），只能回到生产队作一个“半劳力”社员，务农半年后，在先父学生的帮助下以走后门的方式到离家40华里的农河中学读高中。当时实行“开门办学”，在“农业学大寨”的旗帜下，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干农活，农业机械（当时主要是三机一泵：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水泵）倒是学了一些，其他文化课实在是不堪一提。对于历史只是在“评法批儒”过程中，接触过片段，知道一些所谓“儒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根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简称）上的评法批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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