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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历史人物 | 孔德成（下）

日期： 2024-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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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由孔德成主持纂修的《孔子世家谱》告成，这是继孔德成结婚后，孔府里迎来的又一个喜事。此次修成的《孔子世家谱》，可以说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孔氏全国合族大谱。从民国九年（1920年）开始纂修，经十七年努力，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完成，方大功告成。

这次大修族谱，开始是在陶夫人的倡议和领导下进行的。民国九年（1920年），“十月，老太太召集合族公议拟定孔氏行辈二十字，咨部备案。”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月，老太太令族长传谕六十户调查各户世系，造册呈送，预备修谱。”

1928年，在民国政府工商部长孔祥熙的支持下，成立了“曲阜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事处”，简称“谱馆”。8岁的衍圣公孔德成任总裁，全国各大中城市设立了办事处，村庄、街道设立通迅处。

1930年，夏历十月初十日正式告庙开馆，除了孔德成任总裁外，日常工作则由孔传堉及四十员中的孔印秋、孔继伦主持，办公地点设在大堂、二堂、三堂。

纂修家谱，历来被孔氏家族当作“家门大典”。认为“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是“详世系，联疏亲，厚伦谊，严冒紊，序昭穆，备遗忘，”强化宗法，保持门阀的重大盛举。清顺治年间六十六代孙衍圣公孔兴燮说，修谱可使“世系详而渊源决，可以作孝，合远为近，合散为聚，即分而千其人百其人胥以吾一人之心视之，可不谓仁焉！长长幼幼，弟也。为大宗，为小宗，粲乎秩然，费敢以冒越也。”嘉庆九年（1804年）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在题《郯城孔氏支谱》时说：“从来尊祖者必敬宗，敬宗者必收族。收族于谱，犹收族于庙也。盖收族于庙而宗庙严，收族于谱而子姓秩，奠世系而昭穆辨。谱之所关，大矣哉！”所以，每次修谱，都是由宗子衍圣公亲自主持，对于参加修谱人员，都必须经过慎重推选。

为了确保修谱工作的顺利进行，修谱伊始就建立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人员调查。如民国这次修谱，在一开始，孔府便以宗子孔德成的名义发布了《宗府布告》，布告说：

“为合修全国族谱事，恭照谱牒之作，上而尊祖，下而收族，至重事也。况我家藉，承圣泽，世沐国恩。千年衍麟绂之祥；百室共螽繁之庆。屡届甲子未获大修，今合全国人丁益众，亟宜缵承旧绪，裒益新编，式联敦睦之情，因备献征之载。为此选择族彦之取吉于本年冬十月初十日开馆。”

至于这次修谱，所制订的有关规定和遵守的事项，大概有如下十五条：

一、家门故事，每逢甲年大修谱牒，甲午年又有小修。小修时填造格册，清謄二部，一存宗府，一藏家庙，为大修之底册。自清乾隆甲子重修，至今已历三甲子，将近二百年，六十户中半未小修，二十省族人难联一编，则此次合修年久易讹，地远难核。凡族人与斯事者尤宜加意精详，共襄重举。

二、我宗族大丁多，昭穆难辨，自昔派定嘉名美字，合族同遵。六十五代以上率共知矣，自六十五代宗子曾定以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又议定二十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命名。

三、谨遵前谱条规，凡养异姓为子者，赘壻冒姓者；子随嫁母携来同居者；流入僧道者；及下贱者；不孝不弟干犯名义者俱不准入谱。该户首户举及各支派族人，须秉公查核，不得瞻徇滥收，亦不得挟嫌故斥，有一于此许知见者，首告宗府从严议处。

四、族中有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名儒硕彦、言行卓然可传者，各该亲房当送事绩以备核采立传。更有乡居侧陋，虽美弗彰或身故无传，声名将泯，尤望诸族人各据所知，亟为表扬，以无失发潜德幽光之意。

五、各处交到谱册，由收掌清立号薄，妥为收藏，关防慎密，责在提调监修，不得听族人藉言，他手错讹取出添减。

六、编次以谱册为主，谱册有者不可遗漏，谱册无者，不可增添。尚谱册错讹，实有所据，须查明改正，亦不得知伪沿伪，藉口误在原册，漫不经心。

七、謄录须楷书正字，不可从俗减写，亦不可误以同音之字，致上代小字与下代大字不对。

八、校阅当念谱牒之重，一名一字不可稍涉鲁鱼。每编成一卷，即以原册对所编之稿，每謄清一卷，即以编册对所謄之真，每印出一页，又即以清册对所印之章，始终细密，毋率毋怠。

九、督刊须勤赴作坊查验，期于铅字端正，纸墨精良，印刷时，会同提调、监修、收掌，照应切数印完，随印退版。尚查点不同，有滥行私印及各卷中有复页少章之弊，皆督刊之咎也。

十、各处谱册，发编、发校、发謄、发印皆由收掌登记，谨其授受，不准编校、各员謄印诸人，携带一册一页出馆。

十一、谱印完，宗子将告庙。全谱一部存府，以备查考，族长府存一部，在馆常务职员各给一部。此外，各户各支各派族人，有愿请全谱、几部支谱几部者，须预先交价，静候发给。

十二、六十户户首户举，所领全谱或本户支谱，须于更替时即行交待。十三、此次修谱，各处族人有捐款至五百元者给全部一部，并将其名题于卷首，不没其尊祖敬宗注重族谱之意。

十四、修谱经费，各地族人均按字数摊款，总无户派之别，远近之分，以昭大公。

十五、谱馆自初开以至告竣，凡一切出入款项逐一算明，合计部数，清开条目，附载谱端。

1937年2月，修谱工作完成。

这部巨谱分为4集，长达108卷。全谱刊印312部，每部154册。卷首有孔德成写的序文：“孔氏之有谱，自宋元丰始也，其后六十年一大修，著为例，比清乾隆甲子重修，距今百数十稔矣。支派之蕃衍，人事之递嬗，年湮世远，散漫无稽，斯可憾已，岁戊辰乃承先母陶太夫人命,集族耆彦公议重修体例,率旧而所录加扩焉,盖旧谱以博采难周,仅志鲁籍六十户时为之也，今则交通便而声气易达，爰举流寓外省者并录之，因而兼以创矣，惟创也。而征集考覈，以至编纂其繁迹，有信蓰于前者。故七历寒暑，而始告成。呜呼！难已事既蒇将以付梓，余忝属主鬯乃薰沐告庙，更为族人申以言。……圣祖作师垂教，三世祖阐而述之道之，行如日月，经天矣厥后代，有闻人或以学显或以行著，悉附传于谱，后之人履其庭读其书，其可不懔懔，弗荷弗构之戒而思善其继述乎，矧道之隆污天下兴亡系焉。自世运陵夷，邪说纷起，宗法失而伦常敦，社会风俗，江河日下，君子忧之，则缵绪翼教，导民正规，非他族人任也。虽远有通塞，通或晦于一时，而抱坚守白，不磷不缁，终必克昌于天下，此尤览谱思训，所当騐于心，而体于躬者，然则所谱也，又岂徒昭世统而已耶。昔归震川记其家谱，谓求其所以为谱者，归氏学圣人之道者也，言深且旨而况圣人之后哉。吾族人其家有以知所勉矣。”

除孔德成的序文外，并附新旧《序》10篇。列有《事宜》、《榜示》、《凡例》、《仪注》和《姓源》、《宗派总论》、《嫡裔考》、《伪孔辨》及各种《世系》图表等资料。谱中包括孔子世系、中兴、二十派六十户及中兴祖前、后流寓的支派。详细记载了孔子之后两千多年中，孔氏家族历代裔孙们。

谱成仪式在孔庙的诗礼堂举行。一部新修的族谱置于香案之上，孔氏宗子“特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首先到崇圣祠、报本堂告祭。告文曰：

“七十七代孙奉祀官德成等敢昭告于始祖（考妣）、二代祖（考妣）、三代祖（考妣）、四十三代祖（考妣）神位前，曰：荷神之庥，新谱告成，敢具牲牷用申虔告。”（《孔子世家谱》卷首）然后到诗礼堂鞠躬四拜。执事者奉谱一部授给孔德成，孔德成跪接。族众以次进跪领接家谱，然后依次向孔德成作揖行礼。礼成，宗子孔德成和各地族人代表合影留念。然后，孔府设筵于大堂，偏酬馆员及族人。在修谱过程中，曾效力于谱牒者，甚至于作坊工匾均有赏犒。

1937年，日军侵我中华，10月，济南岌岌可危。

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的馆长王献唐，预感到馆内珍藏的大量珍贵文物书籍，如不迅速转移，将落入日军之手或毁于战火。转移到哪里去呢？王献唐颇费思量。最后，王献唐觉得转移到曲阜孔府较为安全，这是考虑到日本也有尊孔的习俗，短期内曲阜不致遭遇战火，这里应是山东最安全的地方。王献唐立即与孔德成取得联系，孔德成深明民族大义，深知文物之珍贵，不顾危险，慷慨应诺。

王献唐马上派图书馆的编藏部主任屈万里，担当这批文物的押运任务。屈万里辞别家人，冒着枪林弹雨，置生死与度外，经兖州到曲阜，将文物藏于孔府内。屈万里是山东鱼台人，与孔德成同在“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很容易地进行沟通。

后王献唐又将另一批珍贵文物从济南运抵曲阜。计古籍善本438种2659册，名人字画143种182件（轴），金石器物734件。后来，王献唐与屈万里又携文物离曲阜，经郑州抵汉口，转宜昌、渡三峡、入万县，最后到达四川歌乐山，才算暂时安顿下来。

1937年12月，时局越来越紧张，日军逼近山东。

蒋介石急电韩复榘，退出山东时，一定要带着孔德成，不能使孔德成落到日本人手里。韩复榘又电告驻兖州的二十二师师长孙桐萱，令他马上带孔德成南下。本来，省政府先前打算迁曲阜抵挡一阵，但局势发展紧急，容不得再等，只能尽快南迁。

孙桐萱接电后，当夜十点钟赶到孔府，找到孔德成，告诉他：日本人快过黄河了，请你马上处理一下家中的事务，立刻动身南迁。并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没有商量的余地。同时派了四个护兵跟着他，怕他藏起来。

刘长厚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孔德成想不通，祖庙无人奉祀，家中无人代理，夫人怀孕在身，路途不便，摆出了如此等等不愿离家的理由。孙桐萱对他是只有快走一条路，走便好，不走也要强走。孔德成无可奈何，只好喊起孔霅光来，说明中央来意，拜托其大叔掌握府内外一切家务，代理奉祀官。让其伯母袁氏分担内务，重大问题由族长、四十员、老师庄陔兰、王毓华协商办理，直到四点多钟孙桐萱急着走，孔德成才草草收拾，带着夫人，两个女仆，两个男仆陈景荣、吴建章，老师吕金山，秘书李炳南上汽车走了。日后来信说在路上生了个女孩，起名维鄂，达重庆又生一男孩起名维益。”

1938年1月孔德成内迁武汉，国民党军委和文化界行动委员会举行欢迎会，印维廉发表《从孔德成南来说到孔子民族的思想》一文。该文推崇孔子“是中国文化的盟主，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尊孔。”并称“孔子的民族思想，一直到现在还不曾丧失了他的时代精神。”

在武汉，孔德成发表了抗日宣言。后武汉陷落，又转往重庆，被安排到这个战时“陪都”里。蒋介石特在歌乐山为其修建了奉祀官府，并且让他参加国民党参政会。

1946年抗战结束后，9月初，孔德成迁往南京，住在琅琊路五号一座二层楼房里。同时，在南京还设有孔德成的“奉祀官办事处”，办事处设在中华门里一巷子里，办事处主任是他的老师吕金山，秘书由他的私人秘书李炳南兼任，庶务由夫人孙琪芳的表兄陈壮飞掌管，会计是梅慕贤，稍后一些时候到南京的王毓华老师也算作办事处职员，还有从重庆带去的厨师张同治。在南京，孔德成除了是国民政府委任的“特任大成至圣奉祀官”外，还是一位“国大代表”。虽是代表，但每次开会，无论好话坏话，从来没人听他讲过什么……

曲阜方面。在孔德成走后，孔府的府务有孔令煜代管。

孔令煜，字霅光，号一庵。孔德成结婚的时候，孔令煜担任喜事总理。他曾就读于山东省优级师范学堂，历任山东省运河船捐局局长，山东省财政厅科长等职。1937年6月，他由济南搬来孔府的红萼轩居住。

孔令煜是孔府本家中最近的一支，他的曾祖父孔庆銮，是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的亲弟弟。孔庆銮生二子，长子繁洙、次子繁沂。孔繁洙生三子，长子祥棫、次子祥榛、三子祥楫。孔繁沂生三子，长子祥桓、次子祥桢、三子祥棣。

孔繁沂的次子孔祥桢生有三子，长子令煜、次子令灿、三子令烜。孔令煜在孔府本家中支分最近，年龄较长，素有威望，又一直住在孔府。没有分出府外，所以，在日寇侵华，曲阜沦陷前夕，奉祀官孔德成挈眷南下，一切府务由孔令煜代理。

孔令煜自1937年冬到1947年4月，管理府务十年的时间，可称得上治家有方，口碑不错。尤其是在日寇侵占曲阜伊始，为了保护曲阜民众不受是日寇蹂躏，事前将孔庙、孔府开放，让曲阜城的老百姓进里避难，在群众中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1946年1月，曲阜第一次解放。孔府成立了“孔府工人会”，会员有一百多人，正、副会长由全体差役、工人推选产生。这时，孔府的代理人孔霅光仍住在孔府主持工作，每逢有重大事情，工会与他商量决定行事。政府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对孔庙、孔府、孔林实行开放。并成立了孔子祀田整理委员会，负责孔府祀田的普查、清理工作，将祀田重新登记造册，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

1947年3月，解放军撤离曲阜。5月，孔德成偕夫人孙琪芳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孔令煜遂辞任退居（一说为孔德成罢免）。

孔德成回到孔府后，他立即召开了全体管事人员会，有人建议将解放军占曲阜时使行的减租减息，反攻倒算，孔德成坚决不同意。为了防止管事人员私自去找佃户退粮，又把这个决定写成布告在曲阜张帖。

布告说：“一、取消收租中的‘斗尖’‘地皮’‘合子粮’等剥削制度，减轻佃户的负担。这部分收入原属佣人管庄人员，所以对相应规定管庄人员粮食按原额由孔府粮库内支发。二、销毁过去打人的皮鞭、大板、黑红棍等刑具。三、取消各佃户庄的集市税收。四、外省外县的土地移交当地政府管理。本县祀田作为办理博物院金……”

孔德成决定成立“府务委员会”，管理孔府的日常事务，并召开了第二次府务委员会会议。

府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会计处，总务处，庶务处，招待处，承启处，林庙供应处，林庙管理处，祀田征收处等。取消了以前各厅、房的公府官衙制度，改为行政机关制度。同时对所有孔府人员进行了全面调整，制订了各项制度，其中包括8小时工作制。实行祀田收租制度的改革。

府务委员会的主任是孔灵叔，秘书是孔思庭、孔纯洁，以后又增加孔瑞泉、孔雨含等人。如有重要事情，可以直接请示南京孔德成，一般事情可以通过府务会议商定解决。如遇有关孔庙、孔林祭祖问题，以及孔氏家族问题，再请孔庭族长孔传垲和孔庙三等首领官孔广沾等人，共同商议解决。

当时，因形势所迫，孔德成并没有打算在曲阜长住下去，只是处理完府务后，又匆匆地离开了家乡。孰料，这一别竟是永远的诀别，此后，再也没有来过家乡。

1947年，离开曲阜不久的孔德成，大概看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呈落日迟暮之势，开始担心起孔庙、孔府珍藏的文物古器来。他连连呈文内政部，函请转呈行政院转饬山东省政府，拨车将曲阜圣庙的礼乐古器装运南京，待形势定局，再作进一步安排。

曲阜方面。孔灵叔接到孔德成指示，也开始忙活起来，把文物古器整理装箱，准备发运。共装：五供五箱，十供十箱，博钟一箱，特钟一箱，特磬一箱，编钟八箱，编磬四箱，历代衣冠一箱，击蛇笏、象牙笏各一件（在前箱内），历代文卷共三箱……编号造册，加封上锁，运往兖州，准备由兖州用火车转运南京。

孔灵叔抓紧发电与兖州第十绥靖区司令官李玉堂联系，以尽早办妥运送事宜。孔灵叔电文道：“本府存有商周十贡及历代乐器均为祀圣重要文物，为数不甚少，拟于最近期内装箱运京，以策安全……贵总司令察照，设法拔付铁皮火车一辆，以便派员押运赴京，妥为保存。是否可行，请示复为荷。”李玉堂很快复电：“祀圣重要古物核与军运条例不符，此项运费无法列入军运费报销。”李玉堂以不符合军运条例为由，未予安排火车皮。孔灵叔没有办法，只好“押运古物赴兖州送天主堂保存。”

1948年6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曲阜。1948年，兖州解放，7月13日解放军查获法国天主教堂的这批物品，经查实属孔府所有。为安全起见，将其中二十多箱贵重文物，如“十供”“五供”等，用大马车运往东部老根据地，其余运回孔府。

不久，山东省人民政府派张云天、陆大荒、李季陶等专家陆续对这些文物进行鉴定，曲阜县文教科科长王新台派人协助清点，并进行造册登记。济南解放后，又将这二十多箱文物运往济南。抗美援朝战火燃起后，为保障安全，将这批文物又保藏在千佛山石洞中，直到1955年才又重新运回曲阜。

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到台湾。他走的时候，运走了大批黄金和文物珍宝。孔德成是孔子的第77代嫡孙，在他身上承袭着孔子的神圣血脉，而被视为“国之重宝”，理所当然地被带到了台湾。孔德成离开大陆的时候，还不到30岁。时间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海峡阻隔，音信难通，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漫长的孔氏家族史上，又出现了一位客死异土他乡的孔子嫡系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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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仲文集 | 愧称“名人”

2024 - 07 - 13

愧称“名人”最近海峡之声广播电台约我写一篇对台广播的文章，紧接着又接到某些丛书约写序言的不少来函，其他征文求稿者接踵而至，有时还要去出席剪彩致开幕词。记得清代袁枚描写他生活的两句诗，大致是“题诗索序兼征跋，忙煞人间冷应酬”。我过的大体也近于这样的生活，原因很简单，就是人家把我看作了“名人”。自从我在国际间被载人了美国北卡来罗那杰出人物的传记，载入了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中心的传记，以及聘为世界美术交流协会的常任委员，随之我国北京建立了中外名人研究中心，也相约载入中国的传记，人们也就尊称我为名人了。“名人”二字似乎人人晓得，但是对于它的定义如何，外国入传名人的标准是什么，至今还不太清楚，似乎很少看到有个确切的解释，所以我也就糊里糊涂地当上了“名人”。关于古代对名人的解释，在《吕氏春秋·劝学》一篇中，是这样为名人下的定义“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从这个解释看，好像应该是世上较为罕见的人材才配称得起名人，这一条自愧是难于膺选的。曾记得有位古人讲过，“名者，实之宾也”，那么坐在客位的既是宾，坐在主人位置上的应该是实了，于是在战国时代，就形成了一门学问叫“名实论”，孔子、管子等都要求名实一致。到了近代的鲁迅，还谆谆告诫不要做空头的文学家和美术家。这又使我想起了郑板桥写给他弟弟的一段话：“名士二字，是诸葛才当受得起，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岂不令诸葛怀羞，高人齿冷？”照板桥的看法...

【新华网】《中华传统礼乐丛书》启动仪式于曲阜举行

2018 - 06 - 26

《中华传统礼乐丛书》启动仪式现场。　　6月22日上午，《中华传统礼乐丛书》启动仪式暨课题学术研讨会在曲阜机关招待所开幕。丛书课题组全体成员，王学仲的夫人曹凤珍、画家于志学、吴泽浩，书法家张仲亭等彭门创作室导师参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中，《中华传统礼乐丛书》主编、礼乐研究专家、彭门创作室冠名导师彭庆涛向大会介绍了课题整体规划和前期筹备情况。各出品单位、协作单位领导分别作了发言，最后由中国孔子网融媒体副主编王立玲宣布《中华传统礼乐丛书》正式启动。在接下来三天的研讨会中，与会专家和课题组成员将充分讨论丛书的编写规划，各分册的创作纲目、体例和内容。　　据悉，《中华传统礼乐丛书》由彭庆涛和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彭门创作室导师孙永选联合主编，集聚相关领域的专家、教授孟继新、刘岩等领衔主创，并特邀史学家安作璋、孟祥才和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担任学术顾问。丛书由曲阜彭门创作室承担，中国孔子基金会指导，曲阜尼山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曲阜市三孔文化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道可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孔子网融媒体联合出品，苏州汉声乐器有限公司和天津孟雒川服饰有限公司协作，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丛书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申报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　　丛书包括《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中国古代人生礼俗》《中国古代规范服饰》《中国古代乐典乐学》《中国古代民间祭祀》《中国古代行业祭祀》《中国古代节庆礼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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