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孟祥才，彭门导师、著名历史学家，山东临沂人，196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后前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现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农民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先秦秦汉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当然，文帝的政治思想中还有坚持皇帝制度的强烈意识，例如，他虽然大张旗鼓地封赏周勃、陈平和其他诛杀诸吕有功的高官和同姓诸侯王，但同时他们保持高度警惕，悄悄地逐步削减他们的实际权力，并任用和提拔一批亲信到关键的岗位上，以便牢牢控制中央和地方最重要的权力。就在任命宋昌为卫将军、张武为郎中令，掌控了首都的卫戍大权之后的第二年三月，他又封宋昌为壮武侯，将从代国带来的六个亲信安排做了九卿的高官。对同姓诸侯王刻意安抚，尽最大努力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不到万不得已，不采取杀伐的手段解决矛盾，以求得国家大势的稳定。不过，刘恒也并非一味忍让。五年（公元前175年）六月，当济北王刘兴居谋反，发兵欲袭荥阳的时候，他还是坚决令陈武为大将军，统兵10万，迅速镇压了叛乱。与此同时，他也不动声色地采取措施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如二年（公元前178年）三月，他下令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看似“推恩”，实际上是在齐国封地又分割出两个诸侯王国，这无形中削弱了原齐国的力量。同年九月，他“初与郡国守相铜虎符、竹使符”，将郡国的调兵权收归中央。十六年（公元前164年），他下令立原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为王，看似大度，结果却是将一个较大的淮南王国分割成三个小的王国，这就大大减少了他们兴风作浪、反抗朝廷的可能。
文帝对少数民族政策和边疆政策也有自己的思考和决断，显示了他在统驭边陲和治理少数民族问题上的思想。他明白，当时汉朝的国力还难以用军事手段征服少数民族和求得边境的安宁，于是继承高帝和吕后时期“和”、“安”胡越的国策，以和平的策略尽量减少边境的冲突，以便为国家和百姓赢得良好的生存环境。本来在高帝时期，由于陆贾出使南越，促使南越对汉朝称臣归附，使连绵的五岭成为汉朝和南越和平交流的边界。吕后当国时，禁止铁器输入南越，南越王赵佗愤然称帝，举兵北侵，和平的边界又被战火烽烟笼罩。刘恒登基伊始，即改变对南越的政策，“廼为佗亲冡在眞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之后派高帝时曾出使南粤、与赵佗建立良好私人感情的陆贾二次出使，给赵佗带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赐书：
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朕，髙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髙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髙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诸呂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廼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慮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兩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脩治先人冡。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災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髙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能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娛忧，存问邻国。
这封赐书，反复强调的是和则两利，战则两伤，要求恢复高帝时期的边界，给南粤高度自治地位，通使通商，惠及两地百姓。赐书打动了赵佗，以此为契机，重新恢复了汉朝与南越的友好交流关系。这不仅对汉朝与南越都是有利的，而且加速了汉、粤两个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进一步深度的融合。
对汉朝边防最大的威胁来自匈奴。文帝审时度势，执行“和亲”政策，坚持衅不自我开的防御战略，同时不断加强军事力量，随时准备抵抗匈奴的进犯，将边疆地区百姓生命财产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侵入北地郡（今甘肃、宁夏交界处），在黄河以南劫掠。文帝进驻临近北地的甘泉（今属陕西），观察形势和筹划对策。六月，即命“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将入侵者赶出北地。他接着赶到高奴（今陕西延安）、太原等地，赏赐立功军民，慰问百姓。匈奴见一时对汉朝武力相向讨不到便宜，就希望恢复“和亲”故约，文帝顺势回书，重申故约：
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郎中系雩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愿寢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約，以安边民，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主之意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眀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帶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
其实，文帝对单于恢复故约的请求并不十分相信，但还是发出了积极的回应。同时警惕匈奴的出尔反尔。果然，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天，匈奴寇边入萧关，杀北地都尉卬。文帝立即命三位将军屯兵陇西（今甘肃临洮）、北地（今甘肃庆阳北）、上郡（今陕西榆林南），并亲往前线劳军。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指挥发兵反击，将匈奴驱逐出境。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他发出《与匈奴和亲诏》，向全国臣民解释国家应对匈奴的政策，重申与匈奴“和亲”、“结兄弟之意，以全天下元元之民”的道理：
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达远也。间者累年，匈奴並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其内志，以重吾不德。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恻怛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结彻于道，以谕朕志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
同时送出《遗匈奴和亲书》：
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渠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今闻渫恶民貪降其趋，背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书云“二国已和亲，兩主驩说，寢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翕然更始”，朕甚嘉之。圣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嘉。使汉与匈奴邻敌之国，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糵金帛绵絮它物岁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独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昆弟之驩。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載。朕与单于皆捐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兩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蝡动之类，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毋言章尼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不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
与要求南越王去帝号不同，文帝完全将匈奴放在与汉朝对等的地位，只是要求双方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这种带有民族平等的意识不能不说是特有价值的政治思想遗产。与匈奴实现“和亲”后，文帝又向全国发出了《与匈奴和亲布告天下诏》：
匈奴大单于遗朕书，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令约者杀之，可以乆亲，后无咎，俱便。朕已许。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这显然是要求全国臣民一体遵守之意，说明文帝对和约是真诚的，但他也并不认为有了和约就可高枕无忧，而是时刻保持警惕。果然，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三万人侵入上郡（今陕西榆林南），三万人侵入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刘恒指令周亚夫为代表的六位将军督军屯驻各战略要地，严阵以待。匈奴见无机可乘，数月后自动退军。总起来看，刘恒对付匈奴的方略是正确的。因为坚持衅不自我开，使匈奴找不到与汉朝开战的借口，虽然不能完全避免匈奴的侵扰，但由于同时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终文帝之世，匈奴对汉朝并未造成太大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