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庆涛 孟祥明
孔庙，寄托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灵魂，千百年来，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呵护，达官显贵、文人墨客也都留下了大量的印迹。使得孔庙作为文化载体，成为了东方文明的象征和缩影。
经过曲阜明故城正南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孔庙的第一道石坊——金声玉振坊。
金声玉振坊是一座石质牌坊，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该坊为三间四柱冲天式结构，高5.60米，长13.50米。八角八面柱，前后有石抱鼓夹抱，柱头仰莲座，柱顶有圆雕鳞甲独角兽，这种神兽叫 “辟邪”，俗称“朝天吼”。中间的额坊稍高，两次间额坊对称递减，额坊上为浅雕云龙戏珠图案。额坊均覆屋盖悬山顶，整石刻成瓦垄形，有脊无吻。中间额坊上为四个笔力遒劲大字：金声玉振。左侧落款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天水胡缵宗。
兴建孔庙的第一道石坊，必然经过严肃慎重的考量，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明代，是孔庙重修扩建规模最大的时期，特别是弘治十二年（1499年），孔庙遭雷击，大成殿等主要建筑120余间化为灰烬，明孝宗下令重修。此次维修历时5年，耗银15.2万两，最终奠定了孔庙的现存规模。在历史上，特别是明代时期，孔庙的修建除皇帝下令定制外，历任山东巡抚、钦差、御使等达官显贵，为体现对孔子的尊崇，也都不同程度地增补和完善。如嘉靖二年（ 1523 年），山东巡抚陈凤梧重修孔林洙水桥，建石坊及庐墓堂；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巡抚曾铣增建太和元气坊。万历二十年（1592年），巡按御史何出光创建圣迹殿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惯例。
孔庙的正门外，位置举足轻重，什么样的人才能有资格在此增建石坊呢？
胡缵宗，甘肃秦安人，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戊辰科进士。嘉靖十五年(1536年)任山东巡抚，领都察院右副都御使衔，属从二品要员，金声玉振坊就是胡缵宗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增建的。
胡缵宗增建金声玉振坊具备有四个有利条件:
第一，胡缵宗是光禄大夫、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爱惜的学子。乾隆版《直隶秦州新志》载：“胡缵宗，字世甫，秦安人。正德戊辰进士。殿试策对拟一甲，有权宰私庇其子，抑置三甲一名。李东阳怜其才，请同一甲，传胪，即授翰林院检讨。”李东阳对胡缵宗有信任提携之恩，因此胡缵宗对于李东阳以恩师视之。明代弘治年间孔庙因雷电焚毁以后，朝廷委派时任光禄大夫、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的阁老宰相李东阳亲督孔庙重修扩建，孔庙和孔府的整体布局就是李东阳的杰作，孔家对李东阳有着再造之恩，又时任衍圣公的孔子第62代嫡孙孔闻韶是李东阳的女婿，作为李东阳看好并荐举的官员胡缵宗，定会得到衍圣公孔闻韶的特殊待遇。
第二，胡缵宗的官阶为山东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使，不仅是山东地方的最高长官，还兼任钦差御使，无论是遵循惯例或者奏请朝廷增建孔庙建筑，都具有完整的资格和无可置疑的能力。
第三，胡缵宗本身又是一位很著名的书法大家，江苏镇江的“海不扬波”、济南的“大明湖”、“趵突泉”题名、天水伏羲庙“与天地准”牌匾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第四， 胡缵宗又是一位大文豪，《明史·艺文志》收录胡缵宗著作有《春秋本义》、《愿学编》、《鸟鼠山人集》等20余部约200卷之多。
这样一位达官、文豪、书法家三位一体的显贵名流，加上与孔府的特殊关系，在孔庙前建造标志性牌坊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这道最醒目的牌坊为什么提名“金声玉振”呢？金声玉振又是什么含义呢？
这要归溯于胡缵宗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体系的理解和归纳。胡缵宗从没出任山东巡抚时就经常来曲阜拜谒孔子，几乎走遍了曲阜所有的古迹庙宇，从嘉靖七年到嘉靖十六年，胡缵宗写了谒阙里诗十数首，包括谒孔庙、谒尼山、谒阙里等诗篇，这些诗篇被勒石携刻，至今仍有部分保存于孔庙内。胡缵宗还为新建的曲阜城正南门题写匾额为“宫墙万仞”，以比喻孔子思想的精深博大，清代时被乾隆皇帝改题为“万仞宫墙”。胡缵宗有一首《孔子赞》四言诗被收录于乾隆版《曲阜县志》，最能代表胡缵宗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赞扬和概括，其诗曰：“一以贯之，金声玉振；是谓大成，贤于尧舜。教在六经，道该群圣；生民以来，未有其盛。”
其中“大成”和“金声玉振”均出自《孟子》：“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意思是说，孔子集古圣贤之大成，完美无缺，自始至终、始终而一。在胡缵宗看来，既然全国的所有文庙正殿都定制为“大成”之名，那么，在曲阜孔庙门前的标志性牌坊名称，必须与“大成”具有同等威严与概括力，因此，胡缵宗将此坊定名为“金声玉振”。 “金声”原意是指古代乐器钟发出的声音；“玉振”是古代乐器磬发出的声音。古代演凑音乐，以击钟为始，击磬为终，“金声玉振”是将孔子思想比喻为一首完美的音乐。将石坊命名为“金声玉振”，不仅是对孔子思想的褒扬，也符合孔子所推崇的礼乐思想，纵观孔子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对音乐的痴迷，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为恢复礼乐制度作出了毕生的努力。孔子访乐长弘，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家喻户晓的故事。
在古代，乐主要作用是使不同等级的人，心灵彼此交流会通，产生一种和谐的情感，故称“和合之道也”。《乐记》则把乐的和合功能说得更加明确：“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乐之所以具有和合作用，是因为乐是诗歌舞的和谐统一，是金、石、丝、竹、土、革、匏、木等八种乐器发出的多种声音和谐统一。当人们听到乐时，便会从心灵深处油然而生一种和谐的情感，化解因身份差别而形成的隔阂和怨恨。这就是《乐记》所说的“乐至则无怨”。
另外，“金声玉振”四字还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金声并不仅仅指钟声，也指美善之声。“金者，情和之至也。”以金玉比喻美善，有如“金玉良言”之例。古人多以玉比德，“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玉者，国之重器也。”
金声玉振，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表现出博大、和合、儒家核心的精神。
这种和谐精神铸就了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和思维方式，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在当今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仍然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