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
郭云鹏 于明德
公元前479年，孔子离开了自己为之倾注无数心血的鲁国，开始了他为期十四年的列国周游。其实，一开始孔子对鲁国抱有极大期望，在《论语·雍也》中他曾说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他认为鲁国的国风要远远好于当时的齐国，和“天下有道”的西周时代最为接近，只要稍加变革就可以重致太平，进而复兴周公之业。鲁定公九年孔子被任命为中都宰，治理中都的一年里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兼摄相事，鲁国一时大治。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为削弱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但由于当时鲁国大权是由“三桓”实际掌握，“堕三都”半途而废，孔子也招致了“三桓”的极力排斥。随后鲁国举行郊祭，按惯例祭祀后要把祭肉送到大夫们的家中，但孔子没有收到祭肉，他便知道此时的季氏已不再想任用他了。加之鲁国国君沉溺女色、不事君事更让孔子心灰意冷，一系列打击之下孔子终于还是离开了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后的第一站到达卫国，孔子对卫灵公治下的卫国大加赞许，在《论语·子路》中说到：“鲁卫之政，兄弟也。”认为卫国和鲁国一般，同样是稍加变革就可以重致太平。孔子全然把卫国当成自己施展抱负的沃土。并且根据卫国的情况提出了“庶、富、教”的政治理论。《论语·子路》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然而事与愿违，卫国也并非孔子的归宿。卫灵公虽然按照鲁国的标准给孔子六万粟的俸禄，但却没有给孔子具体的官职，也没有让孔子为政。后因小人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孔子于是离开卫国前往自己周游列国的第二站陈国。
孔子前往陈国过程中并不顺利。路经匡城时，因孔子长相酷似暴掠过匡的鲁国人阳虎而被匡城人拘禁。《论语·述而》中载，子畏于匡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在匡渡过难关后，在蒲地又遇到叛乱。仅月余，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这次热情的接待了孔子。但卫灵公对孔子的礼遇仅仅是出于“爱贤”的美名，相比于孔子“克己复礼”和“正名”的学说，卫灵公对争霸和作战列阵更感兴趣。《论语·卫灵公》中，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日：“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向爱好和平、追求“仁”的孔子询问排兵列阵，这无疑深深地刺痛了孔子。由于理念的不同，孔子最终离开了卫国。
孔子离开卫国后经曹、宋、郑到达陈国，期间境遇每况愈下。孔子在曹国时曾同曹国国君谈论“益者三友”和“损者三友”，《论语·季氏》中载，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虽对孔子表示赞许，但曹国国君最终并没有收留孔子。孔子离开曹国途经宋国，因孔子曾经抨击过司马桓，当司马桓得知孔子到了宋国，就带兵砍掉了孔子和弟子们正在演练礼仪时头顶的大树来恐吓孔子。孔子临危不惧，说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受到如此待遇，孔子在宋国最终也难以立足，无奈只好继续前行，前往陈国。
正值战乱的陈国又岂是孔子这般礼义君子所处之地，孔子师徒也正是在此地遭遇了生死危机。《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日：“君子亦有穷乎？”子日：“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水尽粮绝，情况无比危急。直到子贡到了楚国，楚昭王派兵迎请孔子，才解了围。受惊的孔子不禁道出了一句：“危邦不入，乱邦莫居。”
孔子六十四岁时，从楚国返回卫国。此时，卫国有许多孔子的弟子已经做官，卫国国君也有任用孔子之意，但孔子主张为政必须先从“正名”开始。然而要“正名”，就必然会影响到“名不正言不顺”的卫灵公之孙卫出公，因此孔子再一次错过了被重用的机会。
孔子六十八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重归故国，被鲁哀公尊为“国老”，许以丰爵厚禄，却既不采纳孔子的政见也不委任职位。仕途上的坎坷，沉重打击着孔子，从此孔子也不再问政，转而专心治学布道。
历史的车轮总是在历史英杰的罹难发愤下艰难前行的，孔子周游列国既是失败的又是成功的。说其失败是因为孔子周游列国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即寻找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地方。孔子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学说，却因为自己学说与时代的对立，并没有普遍受到各国的欢迎，每到一处都会受到排挤和猜疑。但是从另一的角度来说，孔子周游列国又是有巨大意义的。首先，孔子不容于时代的思想虽然不被接受，但却充实了一个时代。其二，孔子在周游列国也丰富、发展和传播了自己的学说，并为其放弃从政，专心著书立说埋下伏笔。在《论语·子罕》中，孔子说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孔子著成了《春秋》，并整理礼乐和《诗》、《易》，为我们留下了这些传世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