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芳 陈阳光
在曲阜市石门山镇大庙村村北，旧有一通“仪制令”石碑，现已大部深埋地下，但石碑上部正中竖刻“仪制令”三个大字清晰可见。经过简单的挖掘，左侧从上往下竖刻的小字“少避老，来避去”，右侧的“贱避贵，轻避重”暴露出来。原来此碑所刻内容为唐宋时期流行的出行法令，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交通法规”。
它俨然成为一位老者，默默地向今天的人们展示着曾经的履历与尊严。
“仪制”是古代朝廷颁布的法规礼节，即全社会奉行的礼仪制度，西周时就已发端，后世称之为“周礼”；“令”即命令，是人们必须遵守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各种制度的行政管理法规。“仪制令”出自于盛唐时期的《大唐开元礼》。而《大唐开元礼》内容宏富，涵括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述礼仪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典礼仪制为主，兼及地方政府祭仪及百姓家庭吉凶之礼仪。说白了，就是皇家祭天地、先祖，地方祭社稷，百姓婚丧嫁娶以及出行的礼仪标准。它是我国古代对全体官民的社会行为的礼仪性规范条令，借以维持严明的等级秩序。
唐代是我国经济、文化大繁荣时代，史称“盛唐”。特别是唐太宗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人们安居乐业。《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载，经过贞观之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如此景象可以想象，商贾云集的长安城是何等的拥挤，城门堵塞的情况等会时常发生，给道路通行立个规矩也在情理之中了。
于是，唐贞观十一年（637年），由时任监察御史的马周参与制定的《唐律·仪制令》颁发了。其中有行人进入长安城必须“入由左，出由右”的规定，即进城门必须靠左边行走，出城门则必须靠右行走。这也是目前为止我们见到最早的出行交通规则，影响至今。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唐律·仪制令》，为唐开元二十年（732年）颁布的《开元礼·序例下》所载。它包括了“衣服、斋戒、祈祷、杂制”四个方面，有上千个条文。载记了唐代社会生活制度，以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涵盖了民事、刑事和经济等各方面，同时也包含了交通管理方面的内容。“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就列在“杂制”项中。但彼时此项令文仅仅存在于纸本之中，定会张贴于各地城门要道。
真正广泛榜刻《仪制令》，始于五代时期。《五代会要》卷二十五“道路”记载：后唐之长兴二年（931年）八月敕“朕闻教化之本，礼让为先，欲设规程，在循典故。盖以中兴之始，兆庶初安，将使知方，所以渐诱。准《仪制令》：道路街巷，贱避贵，少避长，重避轻，去避来。有此四事承前，每于道途立碑刻字，令路人皆得闻见。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各遍下管内县镇，准旧例，于道路明置碑，雕刻四件事文字。兼于要会、坊门，及诸桥柱刻碑，晓喻路人。委本县所由官司，共切廵察。有敢犯者，科违敕之斤罪。贵在所为简易，所化万人，既礼教兴行，则风俗淳厚。庶皆顺序，益致和平。”据专家学者推测，此时所谓“道路、要会、坊门，及诸桥柱刻碑”大多应为木质，否则将会有大量该时留存。
历史走到大宋朝，我国又迎来经济繁荣期，此时应是榜刻《仪制令》的盛行期。由于当时物流通商的需要，交通工具混杂，大的有车、轿、牲口等，小的有肩担背扛，快慢不均。车类主要有太平车、囚车、独轮车等；轿子类主要有山轿、兜轿、凉轿、暖轿等；牲口类主要有马、牛、驴、骡等。面对交通工具如此混杂、秩序如此混乱的局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及《册府元龟·帝王部·兴教化·榜刻仪制令（四条）》均记有大理寺丞孔承恭上言：“《仪制令》有云：‘贱避贵，少避长，重避轻，去避来。’望令两京、诸道，各於要害处，设木刻其字。违者，论如律。应可兴礼让而厚风俗。”由是，《仪制令》“兴礼让而厚风俗”的教化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是合理化建议，可行，宋太宗听从了他。于是下令京都开封及全国各州，必须在城内各交通要道口悬挂木牌（当然也不排除有石刻），写上《仪制令》相关内容，以此作为出行规则，要求百姓严格执行。南宋后《仪制令》由各州扩大到各县，又由悬挂木牌逐渐发展到刻立石碑永久示人。
曲阜的这通石碑理应是在此时所立，就目前全国《仪制令》碑石遗存来看，还未发现年代更早的。国内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仪制令碑为数不多，碑上的内容大多是“贱避贵,轻避重,少避老,去避来”通俗易懂，个别碑文有“老”和“长”之别，其意思是一致的。
所谓“贱避贵”，指一切行人车马皆避官轿、驿骑、邮车，奴仆及苦力人等给官吏、贵人、主人让路。贵与贱是相对的，是个人物的县长路逢州长立马靠边，这就是下位人给上位人让路，体现出古代等级观念。“少避长”是指年轻人让路于年长者，体现出古代文明；“轻避重”是指轻身轻骑让路于负重者，体现出古代人文关怀。“去避来”的来者为客人，去者指离开家庭或乡里未远行者，相对来者，去者仍是主人，主人应为客人让路，体现出古人谦恭礼让。据南宋谢深甫监修《庆元条法事类》“去避来”还指“避自我后来者,以其人自后奔走而来,此必有急事故耳,故当相避尔。”
关于“去避来”的含义，自古人们见解颇多。
《玉壶清话》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宋时大理寺丞孔承恭向太宗皇帝建议，要把《仪制令》四条交通令文，置立木牌明文于各地官道驿站。一日，太宗帝问孔承恭说道：“令文中贱贵、少长、重轻、各自相避礼让全活了，唐人何必再来一个‘去避来’？这又出于什么目的？”孔承恭答道：“目的就是温馨提示于去与来者，应相互避让。”太宗说：“不可能吧，大家都一起相互避让，踌躇不前，如此一来岂不造成交通堵塞，哪能一一必须相互避让呢？恐怕是法规设计者另有他意。”站在一旁的大臣文豹说道：“此举正是教化人们身在路途要有谦让风范，承恭之说是矣。”无论何种解释，去避来的观念反映出古人谦恭礼让的行路风貌毋庸置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道路通行规则，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生活要求。
反观今天，虽然交通法规日臻完善，但路怒症的大量出现破坏了社会的某种和谐，人与人之间缺失了应有的尊重与谦让。古人尚能尊敬老人、谦虚克己、为他人着想，做到互相谦让，为什么现代人不能做得更好呢？可见，《仪制令》碑石遗存，对现今的人们依然有着积极的教育作用，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