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继新 陈阳光
在祭孔乐舞中，有两种大家不甚熟悉的乐器叫“柷”和“敔”。名字听起来比较陌生，但在祭孔乐舞中，这两种乐器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柷和敔，在祭孔雅乐合奏中，各主首末，谐俪呼应。而柷器则为奏乐中之善始者，是雅乐编制中不可缺少的器物。“敔以止乐”，这是说明敔用于乐曲的终止处。
柷（zhù），又名“椌”（qiāng），古代打击乐器，是一种木质的敲击乐器，属八音之一木类。柷在祭祀雅乐中是作为起乐的“信号”而处指挥地位的。
柷的形状犹如木斗，上宽下窄，用木棒撞击其内壁而发声。考其奏乐之先，之所以用击柷为起乐信号，其原因是“柷”字与“俶”字同义，“俶”即开始的意思。
刘熙《释名》说：“柷以作乐”，击柷是作为雅乐开始时的起拍。《尔雅·释名》：“所以鼓柷谓之止。”郭璞注：“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连底挏之，令左右击。止者，其椎名。”《乐记·魏文侯篇》记：“然后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说明在漫长的雅颂乐史中的柷，是因其“德音”而被古人所器用。按《周礼·春官·小师》中“掌教鼓鼗、柷、敔”的记载推断，早于周代之际，就有“柷”之器名，并被广泛应用于大型乐舞的奏乐之中。
柷器高约46.6厘米，上口四边，每边长约69.9厘米，底边每边长约54厘米。上口四边镶有木框，底部有座，其中一面留有出音孔。孔的直径约15.5厘米，另三面内壁中心处是个突起的圆鼓面以备受击。《文庙丁祭谱》曰：“柷里面黑漆，外面绘五彩山水花卉。四角立柱，漆以金趺。……柄用朱漆，……柄端如意金云头以黄龙绦结之。柷之中，东方图青隐，为青龙；南方图赤隐，为丹凤；西方图白隐，为驺虞；北方图黑隐，为灵龟；中央图黄隐，为神螾。外三面绘山，东一面绘水。水上穿一大圆窍，象日之浮于海。”柷体的彩绘图案是朝廷规定，不得擅自更改。
柷在祭祀合乐中，是以撞击而起乐。当麾幡举起时，击柷乐生用双手掌握“止（椎）”柄，以“止”之下端撞击柷内三面圆鼓处，各击一响，接着有镈钟一响，引发乐起，众乐齐鸣。古代击柷的槌有两种，一者是用“椎”，也叫“止”，就是木棒；一者是用木槌。前者用双手握椎；后者以右手持槌敲击。曲阜孔庙至今尚存的柷器是用“椎”撞击的。
敔（yǔ），又写作“圉”。是以木料制成，其形状如虎，背上刻有二十七个锯齿，用木尺划而发声。
柷、敔之器是先秦雅颂之乐应用较久的木类乐器，西周之际就已经是堂上乐器了。《尔雅·释乐》曰：“所以鼓敔谓之籈。”郭璞注：“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铻，刻以木，长尺栎之，籈者其名。”籈，击敔之器。鉏铻，齿状突起物。栎，敲击。按《释名》说：“敔以止乐。”说明用于乐曲的终止处。
敔，在晋唐之际时被废止。自宋代再兴古制，于仁宗时期恢复了敔、柷二器的堂上之位。直到清末，乃至民国以来，在孔庙乐队编制中，一直是沿袭宋代乐制。
敔器按清尺换算，其体长约69.9厘米，虎头高约30.3厘米，尾高约25.9厘米，籈长约77.7厘米。敔之器的外部通身绘黄黑色斑纹，如虎纹，负虎之趺漆以金色，旁设两耳，用以置籈。
在虎的脊背上，有二十七个纵列木片，即所谓“龃龉”（或称“鉏铻”）。龃龉安置在虎背的槽内。奏乐的时候，由专职乐工双手持以“籈”。一种以竹制成的扫把，扫敔龃龉三响，即可清洗闻乐者的耳朵，也即扫除前曲在听众及演奏者耳中的余音，以利于再次作乐和聆听。
《文庙丁祭谱》说：“凡作乐曲终，鼓声即毕，即击敔。先三击首，而后栎其背，于龃龉上横栎之，所谓敔以止乐也。”说明了敔之器在雅颂乐悬中所起的作用。
柷、敔这两种乐器，皆属八音中的木之器。其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
周代，是我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高峰。乐队规模之宏大，编制之齐全，乐器色彩之丰富，制作之精良，就连生活在今天的人，也不禁叹为观止。
周代的乐器，见于记载的约有七十余种。当时是按制作材料的不同加以分类。木制乐器，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乐器的发达，源于音乐的发达。
中国古代的音乐文化，犹如一座无比辉煌、宏伟的宝库，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原始时代，那拙朴的“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乐舞已经显露出人类征服鸟兽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夏商乐舞体现出奴隶社会充满对立的血与火的时代品格。周秦时代在乐舞、民歌、乐器、乐律、音乐美学诸方面同时放射出耀眼的光彩。
西周以来，更为突出的却是宫廷雅乐。这是因为礼乐的阶级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其具体表现是发展了“礼”，传承了“乐”。而且，乐和舞已经被明确地做为深化“礼仪”的附庸。因此，凡附庸于各种礼仪而存在的乐舞，从其音乐乃至舞蹈，从其内容乃至风格，均体现着“礼”的鲜明色彩，也是强化着礼乐的教化作用。如《周礼》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孝友。”这里非常明确地强调着礼的社会功能。历史表明，西周可谓中国史前未有的礼乐鼎盛时期。
周代雅颂乐舞的文化精神，是以崇尚华夏民族气节之“文德”教化为主要特征。然而，周代雅乐舞这一文化精神，又恰恰是从远古人类图腾信仰的生存意识以及奴隶社会时期，祖先崇拜意识和礼乐治道的维政意识互为作用的文化传统衍变而来。
到了孔子时代的春秋之际，是奴隶制度逐渐走向崩溃的历史变革时期，周天子东迁以后，国失重地，兵无劲旅，元气日渐衰退，而日益强大的诸侯各国，则是在积极发展经济，积蓄实力，致力于合并邦国。正是在这种诸侯争霸的政治变革中，礼崩乐坏。而孔子的礼乐观也恰恰是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形成的。他继承了前人精神文明中的优秀遗产，坚持倡导礼乐教化的实施，推崇西周各种礼乐和民间乐舞，并将礼乐和民间乐舞，两者作为“六艺”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其施教内容。
孔庙乐舞与古代艺术精神的内层联系就在于礼乐教化和礼乐治道的维政意识。这种维政意识恰恰来自于原始人类的维生与祭神的自觉性宗教意识。如果没有这种维生与祭神的自觉性宗教意识，也自然难以形成标志人类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周代礼乐教化和礼乐治道的积极维政思想。因此说，源于周代的礼乐教化与礼乐治道意识也已经成为孔庙乐舞的深邃内涵，这一内涵也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沿续了千余年的孔庙乐舞，凝聚着中国古代乐舞的艺术精神，也承载着孔子推崇周代礼乐的真正含义。
今天，当我们来到孔庙，凝神顷听祭孔雅乐时，请不要忘记，要仔细观察一下，柷、敔这两种乐器，在演奏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