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礼器——登
巩磊 孟继新
曲阜孔庙的祭祀典礼名目繁多，规格不一，仪式内容也不相同。从参加祭祀的人员分：有家祭、官祭两类。从祭祀种类分：有丁祭、行香、祭告、时享、袷祭、遗官祭告、释奠、释菜、荐新等。
唐代之前，孔子祀典动摇不定。如汉代，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配享。晋、宋、梁、陈及隋，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武德二年（619年），于国学立周公、孔子庙。七年（628年），唐高祖行释奠礼，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贞观二年（628年），房玄龄等建议，停周公，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配享。但贞观之制未久行，至唐高宗永徽年间又复为武德旧制。至显庆二年（657年），太尉长孙无忌等奏：“成王年幼，周公践极，制礼作乐，功比帝王……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实乃贬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丧之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弘圣教于六经，阐儒风于千世，故孟轲称生民以来一人而已。”最后别祀周公，使之配享武王，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孔子祀典从此独立，再无动摇。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王者冕服，南面而坐，十哲东西侍列，孔子祀典升为中祀。宋朝文治兴盛，孔子祀典又视前朝有加。真宗加谥“玄圣文宣王”，不久改为“至圣文宣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孔子用天子冕，增为十二旒。元大德十年（1306年）再加封，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遗使阙里，祀以太牢。”名号“大成”，祭祀仪物由少牢升格为太牢。
随着历史的演进，孔子祀典不断提高，次数不断增加，孔子地位也不断突显。其中原因为明宪宗一语道破，他说：“自孔子后，有天下者无虑十余代，其君虽有贤愚之不同，孰不是赖孔子之道以为治？其尊崇之礼愈久而愈彰，愈远而愈盛。”
曲阜孔庙举行的祭祀活动，除了衍圣公例有主祭外，有时皇帝也亲至阙里致祭或遣官致祭。
在亲至阙里致祭的皇帝中，宋真宗赵恒，算是最有特点的一个。《宋史·礼志》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泰山，诏以十一月一日幸曲阜，备礼谒文宣王庙。内外设黄麾杖，孔氏宗属并陪位，帝服靴袍，行酌献礼。又幸叔梁纥堂，命官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赵恒封禅泰山后，特意临幸曲阜，拜谒孔庙、孔林，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避圣讳改谥“至圣文宣王”），追封孔子的父母叔梁纥为齐国公、颜征在为鲁国太夫人，孔鲤的母亲亓官氏为郓国太夫人。又加封孔子弟子颜回为国公，费侯闵损等为郡公，成伯曾参等为列侯。
赵恒还谕令增加孔庙庙户、孔林守坟户。向全国颁布《释奠玄圣文宣王庙仪注》及《祭器图》，诏各地州城统一建置孔庙。还亲撰《崇儒术论》，刻石立于国子监，一再表明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全国的指导思想。同时，他还宠遇孔子后裔。早在咸平初年，就命人寻访孔子嫡孙。之后，任命孔子四十五代孙孔延世为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对孔氏家族大加赏赐。孔延世的儿子孔圣佑也赐以出身。这次东封泰山时，还允准未做官的孔圣佑身着绿官服，与京官一起陪祀。
遣官致祭，即皇帝派遣官员为代表祭祀先圣先贤，一般是派遣官员到京师国子监致祭，有时也遣官到阙里孔庙致祭。遣官到曲阜致祭，始于东汉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刘秀过阙里，遣大家司空宋弘致祭。北魏皇兴二年（468年），献文帝派中书令高允到曲阜，以太牢祀孔子。元末惠宗遣官致祭最为频繁，每隔几年进行一次。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清雍正二年（1724年）因孔庙火灾也派官慰祭。
遣官祭告，是皇帝因有大事而派人祭告。遣官祭告曲阜阙里孔庙始于唐代。乾封元年（666年），因追赠孔子为太师，维修曲阜孔庙，免孔子嫡系子孙赋役事，派遣司稼卿扶馀隆祭告。元代，凡皇帝登基，改变孔庙祀典，维修孔庙建筑均遣官祭告。明、清因之，而清代祭告更为繁杂，平判获胜、祈求丰年、皇太后及皇帝逢十大寿、皇帝及太后升配礼成，皇帝登基十大庆，皇帝南巡，追封孔子五代先人为王，甚至立国储、立下宫、孔庙大成殿上梁时出现祥云，都派官祭告。仅乾隆一朝，遣官祭告就达十六次之多。
在这诸多的祭祀活动中，不管祭祀的规格有多高，在其礼器中都少不了“登”。
登，又称“镫”或“豋”。古代盛放熟食的器具，也指祭祀盛肉食的礼器。《诗经·大雅·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尔雅·释器》：“瓦豆谓之登。”《仪礼·公食大夫礼》：“实于镫。”郑玄注：“瓦豆谓之镫。”按祭祀时所用的登多用金属制成，故写为“镫”。
《圣门礼志》对登在祭祀孔子礼仪中的使用，有明确规定：“登，礼器也，以荐太羹。”原来，登是专门盛太羹的器具。
羹，是带汁的肉食。《左传·隐公元年》：“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也指带汤煮熟的蔬菜。《韩非子·五蠹》：“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古诗《十五从军征》：“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太羹，也称“大羹”，古代祭祀时用。《礼记·乐记》：“大羹不和。”郑玄注：“大羹，肉湆，不调以盐菜。”《左传·桓公二年》：“大羹不致。”杜预注：“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羹是一种用水蒸煮等方法做成的糊状食物。水在羹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吕氏春秋·本味篇》云：“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去膻，必以其腥，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这里为我们阐述了制羹过程中的主要关键所在。首先提出“味”是根本。为此以水为第一，依靠五味和水、木、火这三材相合，要多次沸腾和变化；第二是火在制作中的关键作用，火有急有缓，以去腥臊除膻气，是不能忽视的；第三是调味，味有甜、酸、苦、辛（辣）、咸，称五味，调味时先后次序及调料的多少，变化是很微妙的。这些都是很有道理的。
从用水、用火到调味，所有的变化都是在锅里进行，这些变化微妙而细致，人们只可自己体会，用语言是说不清楚的。伊尹以味说（商）汤，反映了此时中国的烹饪已初步形成了内在的技艺规律。
《周礼》记载了饮食诸事，当时已设有主管饮食的职官，以及膳夫、庖人、烹人、内饔、渔人、鳖人、腊人、凌人、笾人、醢、醯人等，各有其类，是“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
《仪礼》则主要记述了食礼、安礼，如“燕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等。《礼记·内则》主要记载饮食事，开始就明确指出：“礼之初，始于饮食。”礼，是从饮食开始的，“诸侯宴礼，俎豆牲礼荐，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这是很直接的写照。
太羹，是孔庙祭礼中规格比较高的祭品，在制作过程中，自然就非常严格：《圣门礼志》说：需“用犊牛七体，刷洗洁净，大汤锅熟煮，不加盐料，撇其脂膏，止存清汁，勺之登内。”可见，太羹是用犊牛的七种器官，精心制作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