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石兽
刘岩 孔志刚
我国历史进入到北魏时的公元六世纪初期，齐鲁的山水似乎没有受到人间世俗的打扰，青山绿水一切是那么的宁静自然，保持着原有的生态。
一天，一位风尘仆仆的汉子沿泗水西进走入曲阜，他敏锐地观察、详尽地考查着这里的山山水水，并把它们记录下来。由此，为曲阜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写实，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文财富。他便是我国著名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
在其著作《水经注·泗水》中，我们似乎鲜活地看到曲阜当时的写真影像。特别是泗水之阳的孔林考证：葬在孔林的孔氏坟墓可辨者五十余冢，“人各昭穆，不可复识，有铭碑三所，兽碣具存。”由此我们得知，当时孔林内某个墓冢前有石兽存在。这历史的一闪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好奇与猜疑！我们知道，古时大凡身份显赫者墓前皆立有石兽，成排列队，好不威风。那么，墓前立石兽起源于何时呢？此石兽何貌？又是为谁所立呢？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这样写道：“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则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垅如生前之仪耳。”这是唐人的表象总结。其实，现代考古证明，早在商代王墓和各级贵族的墓葬中就流行以狗作殉，这一举动应是墓葬石兽产生的真正肇因。《说文解字》：“狗，叩也，叩气吠以守。”表明在古人的观念中，狗一经被人们驯服利用，便具备了守护价值，于是，就有了葬狗习俗，目的是以守阴户。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扩张与墓地“镇墓兽”的出现并开始流行，为墓葬守护进一步得到明确化。伴随着守墓功能的基因，汉时“事死如生”的厚葬观念与墓祭功能的最大性结合，为墓冢石兽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我国现存最早的墓前石兽便出现在西汉时期，那就是西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霍去病墓冢前的一组石兽。
东汉末期的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曹操以天下石兽雕琢无益，劳民伤财，下令不得厚葬，即使墓前立碑也在严禁之中。至此，在他的势力范围内，陵墓神道树立石兽的行为有所收敛。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司马炎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至此，墓前石兽几近绝迹。
但北魏时又恢复了汉时的陵寝制度，伴随着佛教石刻造像的大兴，影响着陵寝建制，神道石兽又悄然回到了陵墓。但此时并不普遍，发现极少，1976年，在河南洛阳市邙山上寨村南部发现了北魏孝庄帝的陵墓——静陵。陵前，出土了一双手握剑的武士石人及石狮。
可以这样说，唐以前，除了魏晋时期的禁立，墓冢石兽还没有定制，数量的多寡、造型的种类按墓主经济能力来，有钱可以任性。但有唐以来便给墓冢石兽立下了规矩，从此无论何种石兽有了特定的名称——石仪。
书归正传。当历史跨越到元代，又有一名杨奂者，漫游阙里谒拜孔子墓。他在《东游记》中这样描述到：“先圣墓西北白兔沟也，二石兽状甚怪。林广十余里，竹木繁茂。”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林内一个叫“白兔沟”的地方立有二石兽，造型奇特怪异。无疑，他与郦道元所述是同一石兽。
据乾隆《曲阜县志》载，旧时，孔子墓西北处确有“白兔沟坊”建筑，可惜清时已踪迹全无。
曲阜资深学者孔繁银先生在《曲阜的历史名人与文物》一书中，介绍东汉孔彪碑刻时有这样的记述：“此碑原在孔林内，孔子墓西北一里许，孔彪墓前。于清乾隆间移于孔庙，为记其事又立新碑于墓前。墓前还有汉石兽二，汉石阙一座，已散为四块。石兽已于1963年移入孔庙，1983年置于同文门下，石阙还散失在孔林中。”
据孔府档案史料记载，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对林庙历代碑碣清查时，就在孔庙同文门外东间，发现孔彪、孔宙之碑，录之并注：“自孔林移置同文门外东间”。孔繁银先生一生致力于曲阜文物保护与研究工作，通读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亲自践行了对许多古迹的保护，所记甚是。
原来这“石兽”的主人属于孔子十九世孙孔彪。
孔彪，字符上，官至尚书侍郎，出任博陵（今河北境内）太守。其父孔贤，育有三子，宙、翊、彪，而妇孺皆知的孔融就是孔宙的第四子，孔彪是他的亲叔父。
据孔彪碑残存的碑文所载，孔彪年轻时候，英姿飒爽，嫉恶如仇，博学多识，深谙礼法，也是有名的孝子。年纪稍长，经举荐为孝廉，担任郎中博昌长。后辗转作了博陵（今河北蠡县）太守，当时博陵这个地方，饥荒泛滥，饿殍遍野，盗贼四起，百姓不教，五品不逊。孔彪走马上任之后，实施仁政、乐政，敬敷五教。此后，“路不拾遗，斯民以安”。后又迁下邳相，不久以病辞官，告老还乡，潇洒而自然地病疾于故里。
“敬敷五教”，是一种朴实的政治手段。古人认为，君臣、夫妇、父子、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即我们熟知的“五伦”。用孔子的一段话来阐释，就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此项信条涵括了生活在社会中所有的自然人，它也是我国历史上颇具威严的人伦法规，一般认为它禁锢了中国国人二千余年。需要说明的是其概念并非孔子所发明，与孔子同时期的齐国人晏婴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两者比较不难看出孔子的论述更加人性化、广泛化。后世儒家把它归纳到“道德”人伦范畴，可笑的是后世按自身的需要把它们肢解开来。
其实，孔子要表达的是：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妇、长与幼、君与臣是一种平衡的对等关系，不偏不倚地各自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相互作用、依赖。孔子的政治主张，或者说一生的追求，是礼乐制度下的德政仁治，让人们都过上有序和睦的社会生活。所以，最初的道德是双向选择，换一种方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只有为父慈祥，子才会孝顺；兄长具有表率作用，才会得到弟的敬爱；为夫具备健全的人格，妻子才会听从他的建议；年长者充满关爱，年幼者才会顺从；为君者按制度（礼制，“克己复礼为仁”）行事，臣才会忠于职守。春秋时有“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的说法可以佐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看来，孔彪得到了孔子的真传。这样为民服务的好官当然受到人们的爱戴，死后飨用石兽当在情理之中。当时立此石兽，现在来看绝非随波逐流，只是特意给后人留个念想。否则，石兽不会成为孤品。
有幸的是我们今天依然见到二石兽的尊容，现存放在曲阜汉魏碑刻馆。其中一个为虎形，另一个似狮形，都有类似羽翼的纹饰，不与后世石仪一样成双以配。“石兽”的腹部以下采用镂空处理，表面平整光滑；后肢以浮雕的形式加以表现，线条流畅，具有明显的东汉石刻特点。
它们背负着历史的沧桑，伤痕累累，满目疮痍，通体写满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