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重光门
孟继新 敖翔
当你走入孔府二门时，迎面是一座小巧玲珑、别具一格的屏门，门为木构，四周不与垣墙连属，独立院中。抬头上望，你便会看到门额上的牌匾写着浮光跃金的四个大字“恩赐重光”，这座门楼因此被人们称为“重光门”。
重光门，旧时亦称之为“垂珠门”。始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高5.95米，长6.24米，宽2.03米，四柱三间三楼垂以莲花，明间略高，檐下施一斗二升云拱，明间平身科二攒，次间一攒，梁架结构，前后各有四个倒垂的木雕莲蕾，建筑学上称“垂花门”。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向来是清廉纯洁的象征，在此寓意衍圣公府高尚廉洁，清白无瑕。中间四柱立于须弥座抱鼓石上，有抱牙板扶持。柱顶以云拱承脊檩，担梁下垫通长替木，柱头云拱与平身科云拱等大。云拱线条顺畅，形象饱满。整座门比例匀称，造型庄重，具有明显的明代前期建筑风格，为该时期建筑的上乘之作。
那么，这座门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话说这座“重光门”不仅周围没有垣壁相连，而且还常常闭着，平时是不开的，唯有孔府大典、皇帝临幸、宣读诏旨和举行重大祭孔礼仪时，才鸣礼炮开启，因而它又被称为“塞门”或“仪门”。人们熟悉《论语·八佾》里孔子批评季平子“八佾舞于庭”的故事。实际上《八佾》里还有一则类似的故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一日孔子说道：“管仲这个人的器量真是狭小啊！”便有人问道：“管仲节俭吗？”孔子说：“他有三处豪华的藏金府库，他家里的管事也是一人一职而不兼任，怎么谈得上节俭呢？”那人又问：“那么管仲知礼吗?”孔子又回答说：“国君大门口设立塞门，管仲在大门口却也设立塞门。国君会见别国国君时，在堂上有用来放置空酒杯的反坫，管仲也有反坫。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还有谁不知礼呢？”这里的“邦君树塞门”，实际上是说“塞门”这种规格只有天子和诸侯才可享用，因此孔子会批评齐相管仲“不知礼”。而孔府能荣膺此等待遇，则承载了历代皇室对孔氏家族的敬重。
虽然孔子在有生之年周游列国处处碰壁，但在他死后，儒家经过孟轲、荀况等思想家的发扬光大，成为了百家争鸣时期的“显学”之一。历经秦“焚书坑儒”的劫难后，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过鲁，以“太牢祀孔子”，开历代帝王祭祀孔子之先河。汉武帝时期，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了唯一的官方正统学说。此后，孔子和儒学的地位一步一步提高，至清代时，孔子被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成为帝王之师；孔子嫡长孙后裔不但世袭衍圣公爵位，在朝堂之上也位列“百官文臣”之首，官秩一品。在圣裔居住的府邸，允许建立天子、诸侯规格的塞门，对其礼遇与尊崇的程度，可见一斑。
实际上，孔府中的这座“塞门”还有另一段故事。
明朝正德五年（1510年）河北霸州（今河北霸县）豪杰刘六（刘宠），刘七（刘宸）在安肃即今日的河北徐水劫狱救出齐彦名，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率众起义。次年（1511年）与杨虎起义军会合，将数万之众，辗转河北、山东。正是这一年，起义军攻进曲阜城。他们燃起熊熊火把，焚毁了县衙，驻扎孔庙，砸坏孔庙祭器，奎文阁中的大量藏书不幸被烧；孔府也遭到很大的破坏，孔氏家族人人自危，个个惊恐万分，惶恐之时，全族纷纷逃离曲阜。
阙里孔庙远离县城，守望无所，尤为孤旷。不解决这个问题，保不住类似的情况还会发生。就在起义军袭扰曲阜过后不久，孔子六十二代孙衍圣公孔闻韶与山东巡抚赵璜建议，将曲阜城改在阙里，以便于保护孔庙。但未得到朝廷的答复。
果然，第二年正月，农民军又打到兖州、曲阜一带，官府惊呼“国家二百年，盗贼倡乱，未有甚于此寇者”。按察使司分巡东兖道佥事潘珍具本上疏，说“县庙必须以守，盍即庙为城，而以县附之”。明武宗朱厚照准奏，诏令于鲁城西南隅，以孔庙为中心重建新城。
正德七年（1512年）七月，朝廷开始组织修复孔庙孔府，并在阙里营造新县城。斗转星移，经过十余年的建设，曲阜新县城已经建成。建成后的曲阜县城，可以说是城高池深，固若金汤。视其外，高墉深沟，与泰山洙泗映带而萦回；视其内，则圣庙、公府伉然居中，而县治、儒校、行台、分司等分列左右，足以增宫之重。
这一年，是嘉靖元年（1522年）。次年（1523年），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把一幅“恩赐重光”的红底金字匾额赐给孔府，挂到新修的塞门上，因此，这座独特的塞门又被称为“重光门”或者“仪门”。然则，这幅牌匾是否系为明世宗朱厚熜本人御笔？却尚待商榷。就字面来看，“恩赐重光”应为孔氏族人所题，因为，如果是皇帝御笔，不应有“恩”字。但无论如何，这已经是一般家族不能望其项背的殊荣了。重光的含义是：“太平盛世，日抱重光，谓曰有重日也”。在城破庙毁的劫难过后，曲阜这座古老的圣城重新屹立在鲁国神圣的土地，孔府也重新落成，正是劫后重生复兴的“重日”。这不仅是曲阜城的复兴，也是孔氏家族的复兴，更预示着儒家文化将会在一场劫难后继续大放光彩。
在孔氏家族的心里，“重光门”不仅代表着皇室对祖先孔子的崇敬以及对孔子后裔的特殊礼遇，更是关系到孔氏家族的风水命脉，是孔府建筑中的灵魂。神圣的重光门不可随意开启，唯有在喜庆大典、迎接圣驾或重大祭祀活动时，才能在十三响明朗的礼炮声中，将两扇门徐徐开启。
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曾有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汉明帝刘庄、汉章帝刘炟、汉安帝刘祜、北魏孝文帝元宏、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后周太祖郭威、宋真宗赵恒、清圣祖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清高宗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共12位皇帝20次出巡驾临曲阜，这是历史上所有其他贵族世家不曾有过的殊荣。民国建立后，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等国民党政要也来过曲阜，据说也是走的“重光门”。
经历过五代时期的灭门之灾和明正德年间的农民起义，久经风雨沧桑的孔府依旧屹立在神圣古老的鲁国大地上。阳光中，重光门缓缓展开，那是两千多年的家族兴衰，那是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那是孔氏家族世世代代的荣耀，那更是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无上光芒。